山西票号的勃兴

自雷履泰创立“日升昌”票号，这一商界新生事物不但未遭扼杀，相反山西商人纷纷仿效，迅速向这个新兴行业投资，数十年内，票号业蓬勃发展。就这方面而言，山西商人趋新的倾向，世罕其俦。

“日升昌”票号创立于道光四年(1824年)。第二家票号“蔚泰厚”在道光六年就问世了。“蔚泰厚”原为介休侯家在平遥开设的绸缎店，与“日升昌”票号中间仅隔一间小烧饼铺。侯氏看到票号业务大有可为，即酝酿将绸缎店改组为票号。

“日升昌”正副经理之间的矛盾激化，促成了“蔚泰厚”票号的产生。原来“日升昌”经理是雷履泰，副经理是毛鸿?，起初二人团结一致，遇事相商，关系融洽。后来“日升昌”日益昌盛，雷履泰居功自傲，往往独断专行，引起毛鸿?的不满，互相猜忌，矛盾越来越尖锐。一次雷履泰染病，仍卧床管理号事;毛鸿?说服东家，由自己代管业务，雷即以收回各地分号要胁，从此东家只听信雷一人，毛鸿?愤而辞职。

毛鸿?这样熟悉票号业务的高级人才，正是侯氏寤寐以求的经理人选。他们马上把毛鸿?拉了过去，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任毛为总经理。毛鸿?由受人排挤一变而为大掌柜，对侯家深有知遇之感。他怀着誓与“日升昌”一决雌雄之志，锐意经营，使“蔚泰厚”票号的业务发展很快。他还用优厚待遇从“日升昌”拉出两名熟悉业务的伙友，为“蔚泰厚”的连号“蔚丰厚”工作。“日升昌”的业务骨干的分化，客观上推动了票号业的发展，并且使两家票号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双方互不示弱，各显神通，促进了票号业的繁荣。

票号发展至鸦片战争前夕，主要有6家，即“日升昌”、“蔚泰厚”(有连号“蔚丰厚”、“蔚盛长”，通称“蔚”字号)、“日新中”、“广泰兴”、“承光庆”、“合盛元”，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从19世纪20年代算起，至50年代初，大体平均每三年至四年增加一家票号。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财政困难加剧，票号利用自己灵便的经营方式，在朝廷财政的左右支绌中大获其利，因而刺激了票号业的发展。从1851年到1861年的10年间又增加了“志成信”、“协同庆”、“百川通”、“大德兴”、“元丰玖”、“协成乾”等数家票号。19世纪60年代开始，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各省征收赋税运解京师的“京饷”、调拨至邻省的“协饷”，都交由票号汇兑;票号还替清政府办理捐纳筹款，甚至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票号业务进一步发达。到甲午战争前，30余年，又有“乾盛亨”、“谦吉升”、“蔚长厚”、“其昌德”、“三晋源”、“巨兴隆”、“存义公”、“兴泰魁”、“长盛川”、“大德恒”、“祥和贞”、“义盛长”、“汇源涌”、“永泰庆”、“大盛川”、“大德源”、“世义信”、“三和源”、“大德玉”等多家票号成立。投资者基本是平遥、祁县、太谷、介休、榆次商人，当时统称为山西帮，简称西帮。因为这个时期，南方商人也开始投资开设票号，称为南帮，甲午战争前已有南帮票号七八家。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政府依赖票号汇解、垫支甲午赔款、庚子赔款，为票号带来畸形繁荣。票号积极通过资金融通，解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又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在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17年中，又有“永泰裕”、“锦生润”、“大德川”、“义成谦”、“晋益升”、“大庆元”等西帮票号以及“宝丰隆”、“义善源”、“源丰润公记”等南帮票号的成立。这时，全国有100多个城镇设有票号的业务机构，除台湾外遍布各省。仅上海一地，即有40多家票号的业务机构。票号的业务范围，不仅限于内陆各重要商埠。而且扩展到边远地区和沿海口岸。

票号发展至鼎盛阶段，其业务分支机构扩展至海外，经营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的汇兑等国际业务。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向清政府请示说：“我国之在西洋及南洋群岛从事工商业者实繁有徒，且近岁留学欧日之学生不下万人，……其存放、汇兑无不仰外人鼻息。……职商有鉴于此，是以不惮艰阻，遴选妥人，新设本号之分号于日本神户，照章呈于日官，禀经日政府批准，业于本年四月三十日开业，定名‘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现又设出张所于日本之东京、朝鲜之仁川等处”，“惟事关始创，如荷官府提倡，尤是以资信用。所有出使经费及官生留学费，求恩准予由上海本号随时汇兑，其汇费当格外樽节，用效微忱”。此请获准。同年3月22日又在《大公报》刊登广告，宣传其在日本东京、横滨、神户、大阪设有分支机构，以招徕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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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合盛元”外，据有关资料，平遥票号“永泰裕”于1901年以后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但经营时间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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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在清政府灭亡后急遽衰落，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综观票号由创始至衰败的百余年历程，其间山西商人始终是主体。票号与现代银行相比，它显得比较落后。但这一中国本土上生长出来的金融行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与我国辽阔疆域相称的资金汇兑网络，使得商人用款安全方便，解决了异地银钱调拨的大难题，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资金周转和商品流通，无论它本身有多少封建因素，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创举。这样的新行业既经山西商人创立，而又有许多山西商人纷起仿效，对新兴事业注入极大热情，推波助澜，形成近世商业界一大伟观，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的山西商人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创新精神。山西票号在近百年中的煌煌业迹和显赫声誉，其中凝聚的就是山西商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