峙峪文化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1963年发现于山西省朔县峙峪村，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生存年代距今约3万年。峙峪遗址仅出土晚期智人的枕骨化石一块。石器出土量很大，在两万件以上，多用脉石英、石英岩、硅质灰岩、燧石和火成岩制成。这些石器的共同特征是器型小，大型石器极少。小型的石器以各种类型的刮削器数量最多，有圆头刮削器，盘状刮削器，多边、单边刮削器等等。还有为数不少的小尖状器和雕刻器。石器制作很精致。斧形小石刀很具特色，以半透明的水晶制成，弧形的刃口，肩部有柄状突起，可能是镶嵌于骨、木柄上做成复合工具使用，表明峙峪文化在制造工具方面的进步性。石镞的出现说明这个时期已经出现弓箭，狩猎技术有了很大进步。

这个时期的哺乳动物有野马、野驴、马鹿、以及披毛犀、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等。

峙峪文化是1963年在山西省朔县城西北峙峪村附近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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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化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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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为距今2.8万年左右，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遗址座落在桑干河上游黑驼山东麓的河旁台地上，北、西、南三面环山，东临平原。当时这里的自然环境为靠近山区的草原地带，有些地方夹杂着灌木林。在辽阔的草原和丛林之中，生活着成群的动物，其种类主要有野马、野驴、羚羊、马鹿、大角鹿、鸵鸟、虎、鬣狗等。从上述动物群对气候的适应性判断，当时峙峪一带的气候条件和现在略有差异，冬夏两季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应较现在为低。

峙峪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为期50天的发掘，在已开掘的70立方米土方内，所获资料甚丰，有人类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制品、烧石、烧骨、装饰品以及大量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等。在我国已知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像峙峪这样文化遗存丰富集中的典型遗址，还是为数不多的。

人类化石目前只发现了一块枕骨，体质形态属于晚期智人，和现代人已非常接近。

石制品共发现2万余件，有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等。石核以两极石核和多面体石核居多;石片有一般锤击石片、两极石片和小长叶石片等。峙峪人打制石片承袭了北京人的一些传统技术，如用砸击法产生两极石片等，同时还掌握了较为进步的新技术，用间接法打制小石叶片即其一例。石器的种类丰富多样，以尖状器、雕刻器和刮削器的数量为多。刮削器的形制复杂，有圆头、盘状、双边刃、单边刃等类型。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石器中发现了一件石镞(箭头)。石镞的原料为燧石，用很薄的石片制成，一端是非常锋利的镞尖，与尖相对的另一端(底部)为镞铤。石镞的出现，表明峙峪人已经掌握了弓箭技术。弓箭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种新颖的器具能够远距离地隐蔽发射，而且比较精确，既可用来猎杀野兽，也可用于战争场合。对于使用旧石器的原始人来说，弓箭堪称革命性的生产工具和杀伤武器，它在远古时代的作用不亚于后世的枪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峙峪文化遗物

1、钺形小石刀 2、石镞 3、骨尖状器 4、锯齿状凹刃刮削器5、扇形石核 6、小石片 7、圆盘状刮削器 8、短圆头刮削器9、石墨装饰品 10、屋脊形雕刻器 11、凿形雕刻器

石器中还有一件经过细致加工的斧形小石刀，原料为半透明的水晶，弧形刃口宽约3厘米，两平肩之间有短柄状突出，可镶嵌在骨柄或木把上使用。这种形状的小石刀在我国旧石器文化遗存中还是首次发现，它和石镞一样，属于复合工具。所谓复合工具，就是将细小锋利的器具镶嵌或捆绑在别的器具上使之合而为一，而不是像过去那种直接使用的单一粗笨的原始石器。在旧石器时代，复合工具属于先进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表明当时制作工具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漫漫征途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峙峪文化的石器多是小型的，大型石器极少。考古学家正是根据峙峪文化的石器资料，提出了我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至少存在着两大文化传统的学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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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峪文化无疑属于以细小石器为特征的“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在这类文化中，石器的打制技术和器物类型的主要特点是：普遍使用砸击法打击石片，石器多用石片加工而成，单面打击的石器所占比例较大;石器的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等，其中刮削器的数量最多，式样也最为丰富。上述文化因素在距今约100万年的河北阳原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中已初见端倪，后经北京文化和许家窑文化发扬光大。峙峪文化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文化传统，堪称小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并成为华北地区中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的先驱。因此，峙峪文化在我国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峙峪文化还有一些重要的发现。文化遗物中有一件用石墨制作的扁圆形装饰品，出土时已残缺不全，遗存的部分约为原物的一半。装饰品的直径约4厘米左右，中间有一单面钻孔，表面和边缘均经过磨制，磨擦痕迹十分清楚。类似形状的物品在时代稍晚的山顶洞文化中曾发现过，两者的用途应该是相同的，都属于人类佩带的饰物。这件装饰品在现代人看来显得那样的简单稚拙，但它却是原始人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他们所能达到的工艺水平和日渐丰富的精神生活。它说明，我们的祖先在距今3万年左右就已经发明并掌握了磨制和钻孔的技术，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迈进;同时它也表明，峙峪人已经有了审美观念，懂得用精巧别致的饰物来装点自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仅追求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而且向往美好的精神生活。此外，在许多兽骨片上有清晰的条痕，当是人类有意识刻划的。这些刻痕的用意我们今天还难以知晓，有人推测这可能是峙峪人刻骨记事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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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然，则峙峪人的精神文化已达到相当高度。

峙峪文化的动物化石也颇有特色。与文化遗物共存的动物化石往往密集成层，大多是单个的动物牙齿，总数达5000余颗，还有大量的碎骨片，可能是人类敲骨吸髓或选取骨料的遗存。在已发现的十几种哺乳动物化石中，野马和野驴的数量最多，初步统计至少有120匹野马，88头野驴。峙峪人显然以这两种草原动物为主要的猎取对象，因而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猎马人”。当时峙峪人根据兽类的生存情况，较集中地捕获一、两种动物，狩猎生产呈现出专门化的倾向。这说明，随着生产工具的逐渐改进，人们的劳动技能也在不断提高，狩猎水平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