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

1930年生于法国南部的贝恩亚。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获得哲学教授的资格并当过教员，1958年服兵役(在阿尔及利亚)。战后，他分别在巴黎大学担任助手，在里尔大学当讲师，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1964年又在社会科学高等试验研究院任教授、研究主任，主持教育文化社会学中心(今天的欧洲社会学中心)，致力于组织开展社会学的共同研究。布迪厄的影响，除了主持欧洲社会学中心的工作以外， 自己还编辑《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Actes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杂志(1975年创刊)，其影响力逐年扩大。1981年至今，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之后兼任院长职务。他的著作除了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有关民族志调查以外，主要产生影响的作品有：《艺术的规则》(1965)、《再生产：教育、社会、文化》(1970，与让-克劳德?巴塞朗合著)、《实践理论纲要》(1972)、《分辨：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79)、《语言与符号暴力》(1991)等。从布迪厄以研究对象为主体特征的那种体现“嗜好”、“习性”(Habitus)的生活实践来看，布迪厄研究了对身世、相形的鉴赏能力，以及围绕该能力的象征性斗争和文化再生产，即象征性分类的实践。布迪厄将他的研究扩展到诸如劳动、技能、管理、教育、艺术、政治、体育、消费及生活模式等社会生活的多种方面。构成布迪厄理论的主要经验研究的对象在法国(本土)，而且是产业化程度高，社会分化成熟的现代法国社会。从承担法国文化这一背景来说，他是“近距离”的。在围绕理解与运用马克思理论的问题上，同时也作为他们各自开展研究的社会依据，在当时法国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和存在主义(萨特)的两难境地之中，布迪厄依靠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对结构主义、新康德展开了建设性的批评。虽然他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发现的对立，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核心内容，但他发展实践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克服这样的二分法，而不是在它们之中寻求一席之地。存在主义过分地夸大了行动者的主观性、情绪性;结构主义则强调了规则对主观的制约。布迪厄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求结合点，这也是他讨论实践与习性之间关系的基本焦点。他认为，实践活动中的“策略”(strategie)与意味具体斗争或交涉方法的“战术”(tactique)相对应，它在日常生活中则是针对从长计议、深思熟虑的一种预期性结果而言的，被定义为特指一整套自觉的生活的组合方式。但是布迪厄的“策略”在承认起码意义的前提下，从广义上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实践的那种下意识的打算(实践感觉)暗含了一种默认给惯性行为制定方向的行动原理，类似于诸如“小商人”、“艺术家”等等这些意味着归属的社会定位，在布迪厄的分析中却充满了作为当事者的“趣味鉴赏力的社会批判”。在实践与习性的问题上，行动者的即兴发挥既是主观的，而且又有章可循。布迪厄使用“策略”时所强调的首先是后者的意思，在根据有意识的打算制定整体性策略这一方面，往往是当无意识的判断及其选择不能圆滑地发挥功能的情况下的一种表象，而且它作为第二层意思，被观念化了。这是因为，布迪厄在分析中试图表明，人们原以为是自身创造的那些文化产物和社会关系，事实上都成为决定和影响人们行动的客观力量，是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成为超越个人希望、选择、意见的过程。为了理解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如何建立联系的问题，布迪厄的文化社会的研究中，避不开马克思所讲的那种尖锐的劳动“异化”。在布迪厄看来，人既无法忍受与别人相同，同样也不能忍受与别人不同。如果与别人一样的话，就要追求与众不同，反之，又要追求同化，但同时又是与别人不同的存在。他同时被两种欲望所分裂。一旦欲望开始活动，其终点无疑是消除差异。生物学意义、社会属性上的和文化属性上的诸多差异，既反映在诸个人的身上，同时又是社会性产物，也是人们实践过程中的一种秩序，这里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品位的选择也代表了行动者个人的意志―实践目的。布迪厄把人们实践各自的嗜好欲望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差异理解为积累“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结果，并将由“文化资本”构成的象征体系理解为阶级。在获得象征性财富和消费财富派生“文化资本”的过程中，“文化资本”也成为社会集团之间谋求竞争的“策略”。人们由此构成集团，一方面该集团塑造自己的感觉，但同时又容易忘记自己是在某种框架中的行动，否认自己被强迫的一面，分类的主体同时也在被分类。人们营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但同时又充当了该文化的载体，这种主/客两面性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得以体现。此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的二重性，我们并不能因此确定前者是生物(个体)的;后者是社会(雷同)的。用布迪厄的观点来看，(1)在实践中的“文化资本”虽然不能像经济资本那样量化，但同金钱、财力一样，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资本”的一部分，它是能够在社会关系中发挥功能的种种文化要素。布迪厄虽然使用了“阶级”这一概念，但他并非仅仅根据经济资本这一单一的尺度来推算阶级关系。现代社会决定阶级的因素出现了多元化现象，可以说，任何因素都不能成为判断阶级的惟一标准。如职业所要求的学历，它所承受的社会评价，职业所反映的消费行为，趣味的取向等等都与经济资本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2)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这一概念是18世纪欧洲产业社会中经济资本派生出来的，根据他的分析来看， “文化资本”尽管与可量化的经济资本不同，但它特指作为货币、财产等那种社会认知的资本，可以发挥其功能的各种文化要素而言。这一“文化资本”在各种空间，即“场域”中能够获得，以知识、教养、涵养、趣味、品位、资格、举止等形式构成身体的一部分(bodily thing)。此外，“文化资本”不仅仅是不可视觉的虚幻，它还包括诸如书籍、某种职业的资格等那种可以进行积累、交换、继承的实际存在。围绕这种物化了的“文化资本”，一方面人们要寻求其社会依据。以此来证明拥有它的“正当性”，并使自己目前的存在正当化。另一方面人们在象征性斗争的过程中又不断地使之不断“卓越化”，以此来显示获得这种资本的艰难。 (3)嗜好作为某一社会的行动者所进行的各种评判的总体，它是全盘化了的分类体系，并且该体系都具有它自身的一贯性。所以，上述图二既是一个社会空间， 同时又是一个最基本的“场域”。人们在进行分类斗争的同时相互区别，其自身针对趣味的判断与投资也有其自己的思辨能力。这是因为所有“生活方式”及其嗜好，相互并存，并保持距离，只有相互区分才使其明确化了。人们一方面按照自己的实践感觉组成群体，但另一方面又否认自己被组阁的一面。由此可见，布迪厄的分析既有欲望的满足感和充实感，又有经过实践过程反映出来的内在化感受，即身体化的个性特征。从上述诸特征来看，他已经不同于被埋没在生产关系中的那种完全丧失了个性自由的“异化”，仅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讲结构中，即生产关系中的人的“异化”，布迪厄讲的是个人利害关系中的文化归属。布迪厄主张的是超越以往的那种客观(对象)理论与主观(主体)理论之间二分法的局限性。如：在布迪厄展开的命题中，嗜好既是一种具有个人化倾向的习性，人们按照某种区分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将忘记自己所使用的词汇是某种理论的工具，而且和语言关联的社会环境也被忘记在脑后，逐渐地那些话语也融会贯通为自己的嗜好。从场域与实践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说：在一个场域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其说是直观的力量关系，毋宁说是以习性表现，并承受客观评价的一种围绕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地表现在：它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总是在凭借场内特殊的资本构成来实现自我的存在价值。这种存在布迪厄称之为“位置”。人们在这种位置的关系中找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