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园林

一、建筑园林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徽的建筑和园林表现出四个基本特征：

首先，防御型建筑得到发展。从东汉末年，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封建割据时期。淮河、长江横贯其间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安徽常常处于对峙政权的交界线。如三国鼎立时期，淮北地区为曹魏属地，皖南归孙吴所有; 南北朝，淮河以北先后又为北魏、东魏、北齐诸政权所据，淮河以南则基本上为迭更的南朝诸政权拥有。频繁的战事，使得城墙、楼台、地道等防御类型建筑被摆到重要位置。虽然战火水患使得该期建筑实物荡然无存，但从一些遗址的残迹的分析中，还大致能勾勒出一基本轮廓。其中较重要的有合肥三国城遗址、逍遥津古战场和教弩台遗址，六安的六朝东古城遗址，舒城县东汉末周瑜城遗址，毫州古运兵道。

第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建筑风格的一次重要转折期。秦汉古朴凝重的风格到魏晋变得圆润成熟。促成这一变化，有建筑艺术内在的发展动力。当木构技术日臻完善，粗放走向精巧，风格上便很难留住质朴的古意。促成这一变化的另一基本因素是外来文化影响。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建筑雕刻化的细部处理，逐渐被中国建筑吸收融化。从现有形象资料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安徽建筑，也完成了这一变化。

第三，佛教建筑作为一种独立的建筑类型问世，在建筑史上发生了久远的影响。东汉时，中国虽已有佛寺，但主要满足西域胡商的宗教信仰。法律上不允许中国人出家，佛教建筑自然数量有限，因而安徽尚无佛寺的记载。魏晋南北朝，佛教得到广泛传播，随之出现了大量的寺院、石窟和佛塔。从现有史料看，安徽的佛教建筑起始于三国时期，其时安徽境内有佛寺20多座。东晋隆安5年 (公元401)，天竺僧杯渡于九华山筑室为庵，为佛教圣地九华山佛教建筑之始。北周武帝 (公元561―578) 灭佛时，禅宗二祖慧可与三祖僧璨秘密活动于安徽岳西司空山、潜山一带，扩大了佛教在安徽的影响。

东吴赤乌二年 (公元239)，芜湖首建城隍庙。这是安徽现知最早的道教建筑。但道教建筑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体系与风格。因此，从建筑史角度看，意义不大。安徽的道教建筑也具有同样的局限。

第四，魏晋南北朝为中国造园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表现自然山水的园林已见雏形，从而奠定了中国山水园的基础。丹阳郡郡治宛陵(今宣州市)，汉代便是皖南地区工商业中心，六朝时为闽、浙、两粤至长江南岸的商运枢纽，为江南商贾云集的6个城市之一，侨居着很多名门士族，造园之风当很盛。姑熟 (今当涂县) 为东晋、南朝都城建康的西南重要屏障，与建康仅相距60多公里。也聚居了很多士族。东晋元兴初年 (公元402)，桓玄擅政，兵驻姑熟。在广造宫室同时，开池筑山，建造了极奢华的园林。园中除馆阁台榭，还有假山、池溏、修竹、奇花，可谓山水园。淮北地区邻近北朝的造园中心洛阳，并有小黄 (今亳州市)、寿阳 (今寿县)、汝阴 (今阜阳市) 等重要城镇，造园活动之盛不应亚于南朝。与北朝相去不远的唐代，汝阴西湖曾与扬州、杭州的西湖并称。可据此推知北朝已积累了一定的造园经验。

二、防御型建筑

城池是古代最重要的一类军事建筑，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时间内，安徽处在割据政权的交界，战火连绵，使筑城达到一个高潮。除谯县、彭城、寿阳、汝阴、临涣、历阳、宛陵等秦汉时期留下的重要的城镇，加固后继续发挥作用，各地又广筑新城。该期新建城池的特点是： 第一，城址选择时，政治和军事意义起了决定性作用。如东晋和南朝建都建康。邻近的姑熟为其西南屏障，极具政治、军事意义。东晋元兴初年 (公元402)，桓玄檀政，兵驻姑熟以就近控制朝廷，在姑熟始筑城墙。使姑熟这一长江南岸的小渡口，迅速成为皖南重镇。合肥三国新城，为曹魏抵抗孙吴军所筑，纯用于军事。东吴灭亡后，城逐渐被废弃，第二，城墙一般为夯土版筑而成。现存六朝新蔡郡遗址、合肥三国新城遗址、东汉末年周瑜城遗址、临涣古城遗址，均属于夯土构筑。第三，城具有固定的型制。一般为接近正方形的矩形平面。周围有护城河，城上设有望楼、角楼等。

三国合肥新城遗址，是魏晋新城的典型实例。它位于合肥市西北郊三十岗乡古城村。三国魏青龙元年 (公元233)，扬州 (位于今庐江、巢湖、天长一线以北地区，治所先后在合肥、寿春)都督满宠为抵御孙吴军，在合肥城西北筑此新城。魏吴在此曾多次激战，遏止了吴军北上。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60米，东西宽240米，城墙采用夯土版筑技术，城墙显露14个土墩，系角楼、望楼、马面的遗迹。城外东、北、西三面城壕清晰可见。对研究魏晋城池功能与形态，具有重要价值。

六朝新蔡郡遗址，位于六安县城北约6公里。遗址呈长方形台地，北高南倾，南北长640米，东西宽380米，现存土城墙高约2―6米。城外隐约可见护城河，可见其形态与魏晋一般城池类同。距此城东300米处，有九江王 (汉初封为淮南王) 英布的都城白沙城，两城东西对峙。同沼刻本 《六安州志》载： “白沙城，州城北十里，东西城址相连。西址半入淠水，其东城址似因西城圮而内徙也。” 又，“于黑京布城置新蔡郡。疑西址即布城……至六朝又于英布之城即东城，址之城。”(《晋书?地理志》) 由此可知新蔡郡为白沙城倾圮后迁建。为研究魏晋城池变迁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教弩台，又名“曹操点将台”。位于今合肥市淮河路东段。古代，此处为津水与淝水汇聚的三角地带，西距合肥城5公里。相传曹魏在此筑台，练强弩以御孙吴水军。台高约5米。平面近似方形，东西约65米，南北约53米。台南面有听松阁，传为当年曹操强弩手休息纳凉之地，但今听松阁非旧物。东南隅有 “屋上井”一口，因其高于台外房屋脊得名。井圈外壁刻有 “泰始四年(公元268) 殿中司马夏侯胜造”字迹。上罩一亭，亦非旧物。南朝梁武帝时(公元503―519)，台上曾建筑佛寺，后毁于隋。教弩台属高台建筑，为中国早期一种建筑类型。远在公元前14世纪，殷人就建造了鹿台。春秋战国，诸侯竞相建高台建筑，成为一种时尚，高台建筑也达到鼎盛时期。但筑高台土方工程极大，耗资甚巨，所以至魏晋南北朝时，高台建筑已是强弩之末。教弩台不仅为安徽罕见的高台建筑残迹，作为一种军事用途的高台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也为鲜见的实例。

亳州古地下道，位于亳州市内。相传为曹操隐兵道。但从其不同的结构和用砖看，应主要为唐、宋、元几个时代的遗构。其中一部分为土木结构，地道上面横一木棒，铺上木板，板上封土，修造简单，可能为三国时期遗构。古地道是为出其不意运兵的军事工程。最早史料见于 《左传》，《三国志》 也有运用地道战术的记载。但作为古地道实物，却十分难得。

三、形象资料中反映的魏晋建筑

安徽境内发现了大量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明器、画像石、画像砖，其中不乏建筑形象。这些形象资料大多具有准确纪年，又具有文字史料所无法达到的形态准确度。这在魏晋建筑实物基本空白情况下，无疑是最为可靠的史料。现挑选两件重要作品加以分析：

西晋魂瓶。繁昌县孙村梨山一座中型西晋砖室墓中出土。虽然瓶身残缺不全，但瓶肩和瓶口处堆塑仍保存完好。这是一建筑群。主体为坞堡，方形。前后各有一对阙。阙中有一人物坐像，戴帽、披发、双手抱胸，坞堡前后底部被阙遮掩，无疑应当设门。左右两侧为歇山式门楼。坞堡第二层前后有门楼，四隅为角楼，并有廊庑相连。坞堡内为一座四层的楼阁。这一魂瓶为魏晋明器中的珍品，它显示出魏晋成熟的木构技术和建筑组群布局上的进步。忠实地记录了魏晋建筑细部的变迁; 屋顶坡度增大，屋脊有生起曲线，屋角起翘，龙形柱及兽头说明雕刻渗入建筑。其圆熟的风格已远离秦汉的古朴。

绿釉陶彩楼1975年5月出土于涡阳县大王店焦窑1号砖室墓。东汉中、晚期明器。胎质砖红色，外施绿釉。四层，通高108厘米。第二层设舞台，平面开间较大，装饰也较华丽。三、四层开间骤减。顶屋为单檐庑殿式屋顶，屋脊有凤饰。在第二层镜框式舞台内，有两排伎俑，分别作杂耍吹奏。戏楼的出土，打破了宋元始有定型固定舞台的旧说。陶楼同时兼作望楼。顶层四壁敞开，无门窗以便了望，设有建鼓。在形态构成上，陶楼是由四个单层房屋垂直叠架的“重屋”，而各层又依据不同的功能，在开间、构造、装饰上加以调整。陶楼上有硕大的一斗二升斗拱、人字拱形象，对研究半拱形态流变有一定价值。

四、佛教建筑

安徽的佛教建筑起始于魏晋南北朝。从现有资料看，当时佛教在安徽的传播远不如中原地区的南朝建康等地，但为隋唐佛教在安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九华山化城寺、潜山山谷寺、合肥明教寺、当涂化城寺、蒙城万佛塔等至今仍为很有影响的佛教建筑，其始建期都可追溯到南朝。

由于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建筑实物可凭，其他资料也稀少，尚无法了解佛教建筑全貌，只能通过史料分析见出一鳞半爪。当时佛寺大体分为三类： 民居类型、佛塔为主型、殿堂为主型。民居类型佛寺采用当地传统的建筑形式与营造方法，或者直接由民宅改建。一般雇用当地工匠和就地取材。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天竺僧杯度在九华山筑室为庵，推测为民居形式。据 《重建九华行祠石壁庙记》，唐开元末金乔觉上九华山前，曾住老田村水口社庙，则是借用了当地社庙。佛教传入安徽之初，一般群众难以接受佛教教化，故僧人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如禅宗二祖慧可到司空山传经授法，乃居于天然洞。最初僧侣将佛寺建成民居形式，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类佛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建造容易，造价低廉; 又植根于地域文化，和当地风土人情水乳交融，容易被居民接受，诸多优点，使它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今天，皖南很多佛教建筑仍采用民居形式，成为安徽建筑中一道风景线。遐迩闻名的九华山地藏禅林、化城寺、百岁宫、慧居寺，均属此类。佛塔为主类型的佛寺，依循了印度和西域佛教建筑的制式。围绕佛塔中心布局，塔为主要拜谒对象。潜山太平寺塔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34)，据《潜山县志》记载：其时塔前有真武阁，塔后为玉皇阁和石华表，塔旁为太平寺。可见此寺是以塔为中心。梁武帝时，高僧宝志于潜山开创山谷寺同时建立佛塔，推测也属塔为中心型。殿堂为主型佛寺沿袭了中国传统的纵向序列布局方法，一般以佛像为主要拜谒对象，乃佛教建筑中国化的结果。南朝梁武帝时(公元503―519)于合肥教弩台上建的铁佛寺，当属此类。当涂化城寺，始建于三国。南朝宋孝武帝至此驻跸，扩建28院。亦属殿堂为主型。

一、建筑园林概况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期。晚唐以后，藩镇割据，但社会经济仍曲折地发展。该期建筑主要有下列特点：

第一，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建筑技术的进步，突出表现在砖瓦数量增多及木构技术进展两方面。直至魏晋南北朝，地面建筑除少数砖塔，一般很少用砖，城池通常采用夯土、版筑。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庐州刺史路应求在土城外加砖防护，为现知安徽最早的砖城。位于今滁州市城西关山的清流关，南唐时置关。券拱关口由巨石和大砖垒砌。此外，亳州古运兵道中，也发现铺地用唐砖。现有史料显示，安徽唐宋的陶瓷生产规模大、分布范围广、技艺精湛，在全国居前列。据此推测，在砖瓦生产能力上可能也领先。建筑技术另一项重大进展，是解决了木建筑大体量、大面积问题，并逐步定型化。安徽没有隋唐木构留传至今。仅皖南保留了相当数量明清的祠堂、文庙。这些木构用材硕大，有唐宋作法和遗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木构面貌。

第二，建筑群体处理日渐成熟。位于泾县西部的天宫水西寺，是在南齐始建的凌岩寺基础上扩建而成，形成了一组完美的建筑群。它“浮屠对峙，楼阁参差”，“廊庑皆阁道，泉流其下”。李白、杜枚等曾游憩于此。李白在 《游水西简郑明府》 一诗中描述了这一胜景： “天宫水西寺，云锦照东廓。清湍鸣回溪，绿竹绕飞阁。”( 《李太白全集》 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0页) 宛陵府署的叠嶂楼，是在南齐著名诗人谢螟任太守时始建的 “高斋”基础上扩建的。它与府署宛陵堂、双溪阁组团，形态呼应，配置默契。昔时著名于江东，在古诗文中常见。唐代滁州城有双层城垣，也反映出在城池型制上有突破。

第三，宗教建筑达到鼎盛时期。佛教在魏晋传入安徽时，寺庵大都很简陋。唐代，随着佛教在皖广泛传播，各地广建庙宇，其中九华山化城寺、潜山三祖寺、敬亭山广教寺、黄山翠峰寺、泾县天宫水西寺、琅琊山开化寺已具相当规模。但晚唐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年间(公元841―846)，灭佛法推行道教。敕诸寺立即毁拆，4万所寺材以葺廨驿，金银像以付度支，铁像以铸农器，铜像钟馨以铸钱。僧尼归俗者26万。佛教建筑毁废殆尽，史称“唐武法难”。

唐高宗李治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相传为老子故里的毫州，成为全国道教祭祀中心。根据仙道趣闻所建的宫观祠坛也遍及江淮。宣州城东的麻姑山，旧传麻姑在此修练“得道”，建有丹灶、仙坛、游仙亭。泾县陵阳山，相传为陵阳子明与琴高等古仙人 “得道成仙”处，唐天宝年间 (公元742―755) 建仙坛宫。相传死后成仙的晋人张宽，曾乘铁船至铜陵。唐时因其 “阴有助战功” 而封为灵佑王，在铜官山之阳立庙。

第四，唐代建筑具有气魄宏伟、雍容大度的品格，建筑结构与艺术加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屋顶在中国建筑形象塑造上起着关键作用，唐代屋顶高跨比约1：5，显得沉稳舒展。屋脊曲线刚劲有力，屋脊的装饰比较简朴。斗拱硕大，柱间常常仅一组。唐风的形成固然以强盛的国力为基础，但也与建筑艺术自身从朴拙到精丽这一美的历程息息相关，它反映了建筑艺术发展有自身的轨迹。

第五，风景园林得到全面发展。首先，很多城镇及近郊开辟了风景点，各州县都有自己的 “四景”、“八景” 之类，游览品鉴园景之风昌盛。滁州名胜琅琊山，系唐刺史李幼卿主持开发，据唐人独孤及 《琅琊溪述》记载： 陇西李幼卿，字长夫，以太子庶子刺滁州，在南山 “凿石引泉，酾其流以为溪”，定名 “琅琊溪”。在溪岸 “建上下坊”，“作禅堂、琴台”。唐太和二年 (公元828)，李绅任滁州刺史，曾于州署植果树，绿化庭院，有 《滁阳春日怀果园闲宴》 诗句： “西园到日栽桃李，红白低枝拂酒杯”。唐开成元年 (公元836)，名宦李德裕继任滁州刺史，又增建“怀嵩楼”，取身在江淮、心怀嵩洛之意。宣州署选址于城中陵阳第一峰下，傍双溪。其叠嶂楼、宛陵堂、双溪阁是一组优美的建筑群，历代诗人多至此登眺赋诗。李白也留下诗作多篇。叠嶂楼，又称北楼，“北楼夜月”为宣城一景。其次，佛教的兴盛也促进了寺庙园林的发展。安徽佛寺大都选址在名山大川，具有良好的景观资源。只须稍事安排，便是上乘的园林。琅琊山的琅琊寺、潜山的三祖寺、褒禅山的褒禅寺、九华山的化城寺、水西山的天宫水西寺、敬亭山的广教寺等，唐宋起就是游人宴集之处。再次，皇家苑囿和离宫的兴作极盛。吴太祖杨行密是唐末乱世英雄，庐州合肥人。五代时曾于合肥大蜀山上兴建行宫。如今这些宫殿虽已无迹可寻，但清幽明净的蜀山淝水仍在。

第六，出现大量纪念李白或取材于李白诗作的景物、建筑，安徽建筑史上呈现出让人惊叹的“李白现象”。唐代诗人李白，游踪遍及安徽，留下大量取材安徽景物的诗篇。宝应元年(公元762)，逝于当涂，时年62岁。此后安徽各地竞相营造李白题材的建筑。有根据李白的足迹建造的： 采石谪仙楼和捉月台、铜陵五松山太白书堂、歙县太白楼、岳西司空山太白书堂、九华山太白书堂、当涂县青山李白墓和李白祠、马鞍山市翠螺山李白衣冠冢; 有取自李白诗句建造的： 砀山县燕喜台、泾县桃花潭畔踏歌岸阁、贵池太白钓台、宣州敬亭山、当涂县天门山。还有一些出于附会，史无确证。

二、城镇发展与形态变化

隋唐时期，安徽社会相对安定，城镇格局与形态亦随之发生一些变化。首先，城市设置时除必须考虑战略防御功能外，经济发展辐射作用也得到重视。宿城既是彭城 (今徐州市) 的外围屏障，为战略要地;又因汴水故道流经城下，唐代乃借以通漕运，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唐元和四年(公元809)，特置宿州，领苻离、蕲(今宿县境内)、临涣 (今濉溪县)、虹 (今泗县) 四县，设治于?桥 (今宿州市)，并始筑宿城。丹阳郡郡治宛陵 (今宣州市)，为闽、浙、两粤至长江南岸商运的枢纽，六朝时已是江南商贾云集的城市。隋唐时，发展成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城市，原有的城池得到拓展。据《宣城县志》： 汉置丹阳郡设治于宛陵时已有城，东晋桓彝增筑。隋开皇中，宣城刺史王选扩建城池，拓西北岗阜。这使得隋唐时期，全省城镇分布更加均匀，城镇总数增加，大中城市亦有增加。关于城镇形态的变化，魏晋南北朝，城池平面一般为比较规整的矩形。经过隋唐拓展后，很少城镇形态保持原状。更有一些新筑城池，一改汉晋旧形态： 歙州府城顺其地貌，依山临水布置，沿着山筑城墙。城的形状极不规则。在建材方面，砖开始用于筑城。从夏商开始，中国筑城已有夯土版筑技术，但直到唐代，才渐有少数砖包夯土墙。据说合肥城邑考：“唐贞元(公元785―804) 中。刺史路应求以古城皆土筑，特加甓焉。”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城邑考》)甓，即砖，可见其时安徽才有砖城。当时称合肥城为“金斗城”，城的北门名金斗门，北郊古施水一段名金斗河。这不仅是安徽最早的砖城，在全国同期也是罕见的。

南谯楼，位于今歙县城内。始建于隋代末年。歙人汪华反隋，起兵于歙州，据宣、歙、杭、睦、婺、饶六州十余年，自称吴王。南谯楼原为汪华吴王府外子城的正门门楼。高约20米，宽约15米，深约10米。三重三开间，砖木结构，悬山顶，高脊重檐，紫墙青瓦。该楼曾多次重修，每次都按原样。因此，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隋代建筑风貌： 屋顶坡度比较平缓，屋面和檐口平直。门阙内侧26根木柱支撑。显得简朴、直率、凝重。中国没有隋代木构留传至今，即使是基本保存隋代风格的木构，也属罕见。因此，南谯楼具有较高的建筑史学价值。

三、宗教建筑

隋、唐、五代，是安徽佛教建筑的鼎盛时期。它表现在：

第一，佛教传播更为广泛，佛寺分布趋于均匀。淮北相城显通寺、萧县瑞云寺、蒙城万佛塔; 江淮之间，滁州宝应寺、合肥明教寺、寿县崇教禅院、潜山乾元寺、无为水心禅院、全椒神山寺、宿松南台寺; 皖南芜湖广济院、繁昌静隐寺、九华山化城寺、铜陵清凉寺、泾县天宫水西寺、广德开元寺、歙州岩寺、兴唐寺等，均在唐代始建或扩建。

第二，佛教建筑进一步中国化。以殿堂为主的寺庙居多，佛塔退居次要地位。宣城广教寺建于唐大中年间，清嘉庆《宁国府志》：“唐大中己巳 (公元849)刺史裴休建佛殿，前有千佛阁，慈氏宝阁。”无疑是以殿堂为主的佛寺。直至北宋绍圣三年(1096)，广教寺才于寺前立双塔。而双塔本身便显示塔已退出中心地位。现有文字史料显示，该期很多佛寺不设塔，即便立塔，也很少居中。如芜湖广济寺塔位于中轴线末端。

第三，佛寺规模增大，群体组合渐近成熟。唐代解决了大体量木构的技术问题，能建造大中体量的佛殿。佛寺一般以佛殿为中心，配以山门、平台、莲池、庭院、佛阁、塔幢、廊庑、配殿等。

九华山佛教圣地形成。晋隆安五年，天竺僧杯渡始创九华山佛寺时，只是筑室为庵，极简陋。唐高僧金乔觉，本新罗国 (今南韩) 王子金氏近属，来九华山笃修。至德(公元756―757)初，山民诸葛节见其居于石窟，煮白土以为粮，于是建议为高僧建寺。“近山之人，闻者四集，伐木筑室，焕乎禅居。有上首僧胜瑜等，同建台殿。……相水攸潴为放生池，乃当殿设释迦之像，左右备饰。次立朱台，挂蒲牢于其中，立楼门以冠其寺。” (唐?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见 《金地藏研究》，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03页)可见，当时化城寺是以殿堂为中心的佛寺，已有佛殿、门楼、钟台、放生池等，初具规模。唐建中 (公元780―783)初，德宗李适赐名 “化城寺”。此后，寺僧日益增多。唐贞元十一年 (公元795)。金乔觉99岁圆寂。因其生前精研 《地藏经》，僧徒传为地藏菩萨化身，尊称“金地藏”。从此，九华山寺庙都以供奉地藏菩萨为主，奠定了九华山作为佛教四大名山的基础。唐代，九华山已有大小佛寺13座。

潜山的山谷寺，为南梁高僧宝志禅师创建。北周武帝禁断佛教，禅宗三祖璨潜居于此，选场建坛，扩建寺院。隋大业二年(公元606)，三祖璨立化于寺前大树下，后人建立化亭。三祖璨著有《信心铭》，为佛教禅宗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寺因此名扬大江南北，朝香晋谒者不绝，寺名也称 “三祖寺”。宋代张同之曾题诗：“禅林谁第一? 此地冠南州。” 山谷寺唐代又称乾元寺，已具有相当规模。有乾元阁、大雄宝殿、宝公殿、观音阁、立化亭、三祖塔。寺东有宝公洞、卓锡泉、锡杖井。

当涂化城寺，三国时始建，南朝宋孝武帝至此驻跸，扩建了28院。唐代，寺僧清升又造舍利塔、大戒坛、清风亭。天宝元年(公元743)，李白游当涂化城寺清风亭，有诗句：“化城若化出，金榜天宫开，疑是海上云，飞空结楼台。”“闲居清风亭，左右清风来。当暑阴广殿，太阳为徘徊。” ( 《李太白全集?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4页) 从李白题咏中可想象古寺宏阔。今寺中仍有李白所撰钟铭的铜钟。

宣城广教寺，唐大中三年(公元849)刺史裴休督建。有山门、千佛阁、慈氏宝阁等。旧有寺宇千间。北宋绍圣三年 (1096) 建双塔，至今尚存。

琅琊寺，位于滁州城西南琅琊山中。唐李幼卿以太子庶子刺滁州时，令名僧法琛建造。代宗李豫赐名 “宝应寺”。三进三重，周围楼台亭阁数十座，一度僧众达千人。宋时，自琅琊寺循古道而下，有月山僧智仙所建亭。欧阳修命名 “醉翁亭”，写下名篇《醉翁亭记》，琅琊山名声大振，寺亦以山名为名。

淮河流域春秋战国时，是老庄道教发源地。唐皇因和道教鼻祖老子李耳同姓，推崇道教。老子故里毫州成为全国道教祭祀中心。据《毫州志》：州城中有寥阳万寿宫、玉清万寿宫、均祀老子。城西30里减店集有柱杖沟，旧传 “老子于此拄杖画沟。”《史记》称老子李耳为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旧唐书?地理志》： 苦县，隋为谷阳县，唐乾封元年(公元666)改名真源县，载初元年(公元689)又改仙源县，神龙元年(公元705)复名真源县。有老子祠，属毫州。真源县故城，在今亳州县西河南鹿邑县城东十里。唐高宗李治曾亲自 “如亳州，祀老子，追号太上玄元皇帝。”后又册封老君妻为 “先天太后”，命令百官王公皆习 《老子》。唐玄宗李隆基 “令士庶家藏 《老子》 一本”，开元二十九年 (公元741) 在“两京及诸州各置老君庙一所”，并几次“亲祀玄元皇帝庙”(史州《皖志综述》 第259页，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从现有史料看，安徽早期道教建筑一般也遵循传统的殿堂、楼阁、坛庙体制。但内部环境处理上，融入道家倡导的阴阳五行、冶炼丹药、学道成仙等思想。既有浓重的迷信色彩，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是因为道教起源于中国远古的巫祝。

四、建筑与诗赋

中国建筑到唐代，已经形成基本稳定的类型：殿、堂、楼、阁、亭等。而各类建筑的形象本身不具有表意功能，通常需要命名、赋诗、题记，给予它一定意义，这样，诗文与建筑便结下不解的姻缘。唐代是诗的国度。诗歌是人们交流、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从科举到交友都重视诗赋。具有坚实群众基础的诗赋，对建筑有很强渗透力。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杜牧、罗隐先后寓居于皖，留下很多取材安徽风物的诗作，在民间广泛流传。一类表现诗人轶事、诗歌意境的建筑于是应运而生。无论就数量还是知名度，首推李白题材的建筑。

谪仙楼，位于马鞍山市采石矶。始建于唐元和年间(公元806―820)。采石矶，原名牛渚矶，古津渡。东晋时便是江东胜地。李白自青年到暮年，多次游牛渚矶，留下很多诗篇。诗仙李白亦被尊称谪仙人，建谪仙楼便为纪念这位诗人。康熙 《太平府志》：“谪仙楼，即太白祠，始基于唐，复建于明。”谪仙楼曾为沿江著名古迹，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并称。谪仙楼经宋明清数次维修重建后，已面貌全非。先后易名太白祠，太白楼。现存的太白楼系清光绪三年 (1877)重建。采石矶上有“捉月台”，传李白醉酒后从此台跳江捉月。

北楼，亦称谢公楼、叠嶂楼。位于宣州城北。南齐著名诗人谢螟任宣州太守时曾于此建高斋，唐初为纪念谢螟而建此楼。因李白名诗《秋季登宣城谢螟北楼》中诗句：“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得名谢公楼，唐咸通十四年 (公元873) 重修时，又易名叠嶂楼。北楼与宛陵堂、双溪阁，构成一组优美的建筑群，“北楼夜月”为宣城一景。登北楼，远望陵阳峰，俯视双溪水，是观景的极好场所。加之谢?、李白两大诗人曾于此登临讽咏，故名扬江东。北楼屡经修葺重建，清光绪元年 (公元1875)最后一次重修后，已是飞檐翘角、精巧清秀的清代建筑风格，但四壁上嵌有许多碑刻，除修葺碑记外，均为历代文人骚客诗赋。1937年秋，北楼被日军飞机炸毁。

燕喜台。又称宴喜台。位于砀山县城郊。唐天宝三年 (公元744)，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大梁、宋中等地，曾至砀山县。邑令刘砀山于燕喜台设宴。李白写下《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一诗： “明宰试舟楫，张灯宴华池。文招梁苑客，歌动郢中儿。月色望不尽，空天交相宜。令人欲泛海，只待长风吹。” ( 《李太白全集》 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26页)梁苑客，指杜甫、高适等同游梁苑(今开封)的友人。据《砀山县志》：“在旧城东里许，有台，又有亭池。台下有池名华池，唐李白与邑令刘砀山秋夜泛舟燕喜亭池，饮酒赋诗于此。”“华池邀月”是旧时砀山八景之一。宋政和三年 (1113)，真州知府李釜书 “宴喜台”，刻石于台侧。元延钓三年 (1316)，宴喜台改建为谯楼，碑刻移至县治前。今台、池、亭均废，仅存碑刻。

踏歌岸阁。位于泾县西南45公里陈村桃花潭畔。据袁枚《随园诗话》记述轶闻，泾川豪士汪伦，修书邀请李白来游。诡称：“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至，汪伦据实相告： “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白大笑不已。汪伦“款留数日”。李白有 《过汪氏别业二首》答谢。临行时，汪伦送至桃花潭，李白即兴赋诗《赠汪伦》这首绝句情真意切、脍炙人口。从此，桃花潭驰名于世。后人根据李白诗句、建踏歌岸阁、万家酒店等。现存阁始建于明，清乾隆年间 (1736―1795) 重建。

司空山及太白书堂。司空山，又名司空原。位于岳西县城西60公里店前乡。相传东周“淳于司空居此，因名。”晋以后在此建道观。唐至德二年 (公元757)，李白因参与永王李?右东征而获罪，避难于此，有诗 《避地司空原言怀》。诗中写道： “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李太白全集》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16页)反映了李白心绪忧郁，意欲避世，过“炼丹保清真” 的道家生活的愿望。后人在此建 “太白书堂”，并将诗镌刻于堂壁。

李白曾热衷于炼丹学道，他的诗歌不少与安徽道教建筑、景物有关。《登敬亭山南望怀古》，为李白由宣州麻姑山仙坛怀想古仙而作。麻姑山有丹灶、仙坛、仙游亭、剑池等道教景物。《寄何判官昌浩》，系李白泛舟泾溪所作，他深爱蓝山落星潭景物，因而想到“所期俱卜筑，结茅炼金丹”。据《泾县志》： 为纪念李白，大蓝山下活泼滩后易名 “李白滩”。

李白墓位于当涂县青山。宝应元年 (公元762)，李白逝于当涂。初葬于龙山东麓与龙山隔河相望的青山，为南齐诗人谢螟寓居处，后世因名谢公山。有谢公宅、谢公池等古迹。李白追慕前贤，又爱青山幽邃。遂有“终焉之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正月改葬于青山之阳，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立墓碑记其事。墓旁建有太白祠。南宋乾道六年 (1170)，陆游谒李白墓后，在 《入蜀记》中记： 太白祠堂在青山之西北，距山15里，太白墓在祠后，有小冈起伏。

陋室，位于和县城内。唐代刘禹锡谪任和州刺史时始建。刘禹锡撰名篇 《陋室铭》，柳公权书碑，置于室前。铭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与碑因年久俱毁。现存者为清乾隆年间 (1763―1795) 重建。

杏花村，贵池市西郊。旧时遍植杏树，连绵十里，杏花飞雨。有酒肆，佳酿香醇。今杏花村古井，传为黄公酿酒之泉。有 “十里杏花，十里酒肆”之誉。唐会昌四年 (公元844)，诗人杜牧由黄州迁任池州刺史。有七绝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后，杏花村成为千古名村。

一、建筑与园林概况

北宋统一了黄河以南地区，结束了唐末江淮藩镇割据的局面。随着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也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状况虽因金人入侵，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偏安江南的南宋经济仍然相当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建筑业的进步。首先，大量小商人、手工业者被吸收到城镇，城市结构与形态发生深刻的变化。江淮之间的寿春、庐州、历阳，作为经济中心和军事据点得到拓展。一批小城镇也迅速成长，如地处漕运枢纽的贵池池口镇、天长石城镇。手工业较繁荣和进行着矿产开发的宣州符里窑、寿州开顺场。宋室南渡后，政治中心南移。徽州人口急遽增加，歙县迅速崛起。第二，手工业工艺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建筑装修的成熟。安徽虽然没有宋代木构留传至今，但我们仍能从一些宋代仿木砖塔推测建筑装修精湛的技艺。安徽皖南一些明代祠堂、住宅中较多地保留了宋式作法，它们无疑是在宋代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明代木构上寻到宋代的踪影。第三，砖石构筑水平提高，砖石建筑数量增加，该期除大量砖石建筑见于史籍，还有相当数量实物留传至今，如宣州广教寺双塔和蒙城万佛塔等近20座砖石塔，青阳龙溪桥、亳州古地下道，以及石基、砖壁的寿县古城墙。第四，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造园之风兴盛。一方面，原有的园林得到扩展。如汝阴 (今阜阳市) 西湖，湖长5公里，广1.5公里。园中建有会老堂、清涟阁、画舫斋、湖心亭、宣远桥等十余处建筑。菱荷十里，杨柳盈岸。与扬州、杭州西湖并称。北宋皇钓元年 (1049)，欧阳修由扬州移知颖州 (州治在今阜阳市) 时，有诗赞曰： “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不复忆扬州; 却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另一方面，新建的园林趋于小型化而更普遍。州县公署内设立园圃成为一种时尚，私家园林更遍布江淮。在造园活动中，文人的参与和品鉴，促成了自然山水园向写意山水园的转变。

宋元统治阶级推崇儒学，各县相继建起文庙，见于史籍颇多，如始建于北宋的旌德文庙、萧县文庙、芜湖夫子庙、望江文庙，南宋的歙县文庙，元代的蒙城文庙、六安文庙等。但这些文庙俱屡经毁兴，已非原状。文庙是中国建筑中的特殊现象。第一，它均以曲阜孔庙为蓝本，由泮池、石桥、万仞宫墙、棂星门、牌坊、大成殿、明伦堂等组成一套相对稳定的系统; 第二，在森严的封建营造等级制度中，文庙可以采用仅次于皇室的规格，以致于一个地方文庙，其规模与装修程度，常远胜于州县衙; 第三，在近千年中，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文庙的修茸从未间断，一旦毁坏，很快就予修复。书院是我国古代私人或官府所立讲学治学的场所，以宣讲、研习儒家经典为主。宋代，皖地书院盛兴。据 《安徽通志》 载，仅徽州6县就有12所。因而涌现了很多书院建筑。

两宋时期，“唐武法难”中毁废的佛教建筑得以恢复，并略有扩展。唐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年间(公元841―846)，灭佛法推行道教、毁废佛寺，焚经毁像，史称“唐武法难”。其时，安徽佛教建筑毁废殆尽。如九华山唐代有大小佛寺13座，均被毁废。两宋时期，除先后修复了唐代寺庵外，新建了净居寺、圣泉寺等，使九华山寺庙增至25座。安徽宋代始建的佛寺、还有安庆万佛寺、铜陵大明寺、萧县瑞云寺、太湖海会寺、阜阳资福寺等。但屡经修整重建后，这些佛寺均非原貌，惟一些砖塔保存至今。

两宋时期，安徽道教发展缓慢，且当时道士多隐居深山修练，居所自然较简陋，甚至居天然洞穴。贵池齐山、黄山炼丹峰、岳西司空山等，宋时都有道士结庐修炼。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齐云山建密多院，宣庆丙戌年 (1226) 又建真武祠，算是较大的道教祠观了。

二、寿县古城墙与亳州古运兵道

历史文化名城寿县，战国时楚国曾在此建立最后一个都城，当时名为寿春，历时19年。秦灭楚后，寿春归九江郡辖治。西汉曾为淮南王国都。隋置寿州。唐寿春郡、宋寿春府，均以此为治所。

现存寿县城墙为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 (1219) 建康都统许俊督筑。城平面略呈方形，城垣周长6650.8米，垛墙下墙体高7.7米。底宽18―22米，顶宽4―10米。墙体以土夯筑，砖壁石基。四方各设一门，每门都有护门瓮城。城东、南为濠，北依淝水，西连城西湖。四隅有河，东北、西北隅有涵。

寿县城为中原通往江南的交通要冲，是重要的军事要地。它处颍口下游，傍八公山之阳，临淮水之阴。形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城的地势低洼，时有水灾。古城筑造时综合考虑了军事防御与防洪双重功能。设有防卫的马面、敌台，也有排水涵洞。地势低的东、西、北三门，瓮门的门洞与城门偏心，这对军事防卫和缓解洪峰都十分有利。700多年中，古城经受了战火与洪水的检验，反映了我国古代工匠不凡的技艺与智慧。它是国内现存惟一的宋代古城墙，具有较高建筑史学价值。

亳州古运兵道又称亳州古地下道，位于历史文化名城亳州市内。传为曹操隐兵道。1927年首次发现，以后又陆续有新的发现。其中较大一次发现在1969年，于城内南北、东西两条主要大街两侧挖出近2000米古地下道。其分布是以市内大隅首为中心，向四方放射。主干道为平行双道。两道留有双洞孔，可相互通话。支道纵横交错。地道有四种结构： (1) 早期土木结构，地道上横一木棒，铺以木板; (2)砖土结构，墙基为土，墙上部至顶为砖砌;(3)单层砖结构;(4)大隅道交汇处双层砖结构。地道一般高1.45―2.1米，宽60―120厘米。底面高低起伏。砖结构地道券顶留有方洞直通地面，墙壁1米高处留有距离不等的小龛，推测为放灯用。地道砌筑用的砖，多为宋砖，仅铺地用唐砖及汉砖，道内文物亦宋代居多。因此，地道的建筑，其上限可上溯到三国，但主要完成于宋。

地道亦称“地突”，最早见于《左传》“宵突陈城”一语。《三国志》所载官渡之战，有使用地道的记述：“绍复进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资治通鉴》也有蜀、魏进行地道战生动的记载： “魏明帝太和二年，亮又为地突，欲踊出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亳州古运兵道的发展，为此提供了难得的实物史料。

三、江淮古塔

安徽现存宋塔19座。其中14座分布皖南： 歙县长庆寺塔和新州石塔、祁门伟溪佛塔、宣城广教寺双塔和景德寺塔、泾县大观塔和小方塔、广德天寿寺塔、宁国仙人塔、当涂黄山塔、芜湖广济寺塔和行廊塔、青阳净居寺塔; 4座皖中分布： 无为黄金塔、六安多宝庵塔和望江寺塔、潜山太平塔和淮北蒙城万佛塔。元塔仅嘉山法华禅庵塔孤例。

综观宋元安徽佛塔，有三个特征： 第一，它上承魏唐、下启明清，形成一组较完整的序列。如青阳净居寺塔、宣城广教寺双塔、景德寺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代遗风和作法，而宁国仙人塔和潜山太平塔，在构造上显示出唐塔往宋塔过渡迹象;第二，安徽江淮之间的特殊地理环境，使之成为北方与南方两大佛塔体系的交汇和融合地带。从蒙城万佛塔、歙县长庆寺塔、泾县大观塔、小方塔等许多古塔上，我们都可以找到南北结构、构造及语汇融合的作法; 第三，安徽省的人文地理环境极为复杂，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积淀物，安徽宋元古塔在形式、风格上更具多样性，细部处理更丰富，并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很难找到两座雷同的塔。

宣城广教寺双塔，位于宣州市城北敬亭山南麓，两塔均建于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仿木楼阁式砖塔，7层重檐，残高17米，平面呈方形。双塔东西对峙。该塔在于中国塔林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早期佛寺受印度影响，以塔为中心。随着佛教建筑逐步中国化，经历了塔殿分立到殿为中心的过程，双塔即这一进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非常难得。现存宋代实物中，可登临的四方形平面双塔仅此一例。宣城广教寺双塔的艺术价值在于兼收唐、宋古塔之长。唐塔注重气格，平面多正方形，古朴浑厚，雍容大度，如西安小雁塔和兴教寺玄奘墓塔等。宋塔倾向柔美，八角形平面居多，工整精细，如福建泉州开元寺仁寿塔、山西应县木塔等。唐塔贵在丰腴而不流于平滑粗俗，宋塔长于精致中见劲秀。宣城广教寺双塔仍采用正方形平面及直井式塔心室，这样就保留了唐塔的古意。它拔地而起，比例修长，自上而下，逐层收分，又具有宋塔某些外观特征。双塔细部叠涩砖，虽然还依循着唐代常法，但变得更富有装饰性。双塔给人总的印象是，伟岸中见精巧、质朴中见华美、简练中见丰富。

蒙城万佛塔，位于蒙城城关东南隅。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初建时为七级，唐尉迟敬德监工增建至十三级。北宋崇宁年间 (1102―1106) 重建，其时属兴化寺，故又名兴化寺塔，塔身由水磨青砖砌造。内外壁嵌满雕有佛象的琉璃面砖。佛像达8000余尊。赭、黄、绿三色，把塔装点得美伦美奂，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佛塔将北方砖塔构筑方法与南方砖塔的细部处理融为一炉。为北塔南韵典范。塔随层变换结构方式，在宋塔中也是富有创造性的。塔下有方形地宫，宫壁雕镌着取材佛经的浮雕，保留着魏唐风格，十分难得。这些使万佛塔具有相当高的建筑史学价值。佛塔又建于饱受兵燹水患古建筑遗存很少的淮北平原，更显珍贵。

法华禅庵塔，位于嘉山县横山乡林圩村大横山北坡半山腰处，俗称半山塔。建于元至正十年 (1350)，为安徽仅存的一座元塔，楼阁式砖塔。六边形平面。目前仅剩两层，残高11.2米。原有木制副阶，各层均有腰檐、平座，其构造、斗拱沿袭了宋式。塔上有盲窗。纹饰计有菱形、方形、回纹及直棂形。法华禅庵塔为研究安徽宋、明古塔流变的重要实物史料。

四、书院建筑

书院的名称起源于唐代，但早期的书院主要用于收藏、校刊古今经籍，以供皇帝了解经典史籍，兼荐举贤才等。如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以乾元院为丽正书院。唐末至五代，连年战乱，学校废毁。学者多选择名山胜地建立书院，用以研究学术和聚徒讲授。宋代，这种研究讲学的书院盛行，安徽省的书院也随之兴起。南宋时达到鼎盛。见于文字记载的，以淳熙年间 (1174―1189) 戴季仁所建绩溪 “槐溪书院” 为先。淳钓五年 (1245) 徽州太守韩璞建 “紫阳书院”，并奏请理宗赐额; 淳钓六年 (1246)当涂守臣陈垲建“天门书院”; 淳钓八年 (1248) 贵池提举周必正建 “八桂书院”; 景定五年 (1264) 建黄池镇 “丹阳书院”。还有一些书院建置年代不详，如休宁 “西山书院”，为程大昌讲学处;黟县“石鼓书院”，南宋丞相江万里读书处; “柳溪书院”，汪叔耕讲学处;歙县“西畴书院”，为鲍寿孙讲学处等。但这些书院均已被毁坏。

今天，宋代书院虽无实物可证，但仍能依据明清重建的书院遗迹和丰富的史籍，去勾勒出大致轮廓。书院大都选址于山林，布局比较自由，建筑功能大体包括：讲学、藏书、供祀、库房等。如天门书院，生员50人为额，藏书有库，储粟有仓。设山长、堂差、堂长、直学、司计各1员，四斋长、谕各1员。山长为掌教者，亦称山主或洞主。院内有庭园绿化，如贵池八桂书院，便以庭植八棵桂树得名。

紫阳书院在歙县城南紫阳山麓。南宋嘉定十五年 (1222) 为纪念理学大师朱熹而建，时称“文公祠”。淳钓五年，徽州太守韩璞呈请朝廷建书院，理宗赐名。现紫阳书院是清代在原址上重建的，一定程度上可寻觅到古紫阳书院的踪迹。书院依山而建，布局自由，设有殿堂馆舍，朱子殿中供有朱熹画像。紫阳书院倡导朱熹理学，颇有影响。

五、写意山水园

宋代，封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为士大夫提供了享乐条件。滥觞于魏晋南北朝的山水园，也发展到极盛时期。同时，由于大量文人的参与，以自然山水摹仿为主的山水园，完成了向表现情趣意境为主的写意山水园的过渡。

封建文人将园林当作一种出仕与隐退的中介，陶情冶性的理想场所。苏轼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有一段极透彻的文字。张氏园旧址在今灵壁北凤凰山南，故汴河北岸，乃张殿中兄弟所建。苏轼游此园时，园已传到张殿中侄张硕。应张硕之求，苏轼写了一篇记。苏轼认为：“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 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冶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 (陈值 《中国历代造园文选》，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67页)很清楚，士大夫阶层看到的是：园林既可闭门归隐，逃避腐浊的市朝政治生活;又可“养生冶性，行义求志”，“身寄江湖，心存魏阙”。等待和寻找出仕的机会。因此，他们的园林审美理想并非单纯客观自然山水的摹仿，而是表现出文人雅士的“清高”、“风雅”，他们不止希冀园林有娱乐功能，还要求其能有陶情冶性的社会功能。于是，一些写意山水园便应运而生。

镜湖，位于芜湖市中心。南宋诗人张孝祥捐田百亩，汇而成湖。湖呈圆形，清澈透明如镜，故名。湖中养莲，环植杨柳，为“邑中风景最佳处”。园林立意、造景、植物配置，均表现了文人清高风雅的情趣。

培筠园，位于黟县山乡碧西村。南宋汪勃建。面积约2000平方米，园中有竹林、池塘、古木、叠石。汪勃，字彦及，南宋绍兴二年 (1152) 进士，官至签书枢院兼权参知政事，赐龙图阁学士。屡遭秦桧排挤，辞官回乡，建“培筠园”以颐养天年。筠，竹之皮。古人将筠作为小竹的别称。“培筠”反映了汪勃的人格和理想。

六亩田，位于无为县城西北隅。为宋书画大家米芾贬谪知无为军时所建。相传米芾在县境择荒田六亩，掘池建亭，在此吟诗作画，修身养性，故称六亩田。内有宝晋斋、墨池、投砚亭、拜石等，宝晋斋为米芾收藏晋人墨迹之所。斋前凿有墨池，池中有小亭，传米芾曾挥毫于亭内。拜石为一尊状貌奇特的太湖石，原在黄洛河边。米芾见之大喜，移至院内，每日抱笏对石揖拜。米芾还对石提出了 “瘦、皱、漏、透” 的审美标准，一直为后人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