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办学实践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民国时天津市人。早年曾怀救国救民之志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正在清朝海军军舰上服务，亲眼目睹了北洋舰队的惨败。在震惊之余，张伯苓感到欲使国家富强，必须兴办教育。从此，他弃武从文，并先后在天津绅士严范孙和富商王奎章家中作家庭教师。1904年，张伯苓随严范孙到日本考察，参观了日本的各级各类学校。回国后，他仿照日本的教育制度，将严、王两家的私学馆合并成立敬业中学堂(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7年，张伯苓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并留心考察美国的教育状况。回国后，张伯苓努力推行美式教育，并在1919年于天津开办南开大学，继而又开办南开女子中学。1927年，张伯苓到东北等地考察，回津后在南开大学成立东北研究会，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反对日本侵略东北。1928年以后，张伯苓又相继设立了南开实验小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重庆南渝中学(1938年改为南开中学)等教育科研机构。1937年，由于日本侵略者极度仇视南开大学的爱国主义教育，所以在进攻天津时派飞机将南开大学炸为平地。1938年，南开大学迁往昆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1949年以后，张伯苓住在天津和北京等地。张伯苓是一个爱国的教育家，他认为中华民族患有“贫、弱、愚、私、散”五种弊病，如不痛加纠正，不培育新型人才，就不能救中国。他说，办南开学校有两个目的，“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材，以雪国耻，以图自强”。因此，他为南开确定了五项“训练方针”，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他曾把这些概括为“公能”教育。他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团结、友爱、尊师、爱国，强调性情的陶冶，并制订了严格的纪律，不准学生吸烟、饮酒、吸毒、早婚、出言不逊、体态放荡、蓬头垢面、随地吐痰等等。张伯苓不仅严格要求学生，而且能以身作则。为了教育学生，他把自己的烟当众销毁，把烟杆当众折断，在千余人的南开学校中，张伯苓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姓名、特点都很了解，谈起来如数家珍。在知识教育上，张伯苓重视基础知识教学，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在中学，他都要选最好的教师去教基础课并进行严格的考试。对于教师，张伯苓认为必须审慎选择，他所聘用的教师都是国内各大学的优秀生。在他的领导下，教师受到生活上的照顾，可以全身心地施展特长，所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都是当时的名牌学校。张伯苓在民国时期的文化教育界声望很高，他有关教育的论著主要有《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国革命与改革及吾人今后之机会与责任》、《演剧与作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