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的诗文

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既将封建统治秩序永恒化、合法化，又使得封建帝王权威化、神圣化。他还设立五经博士，让文人以经学为仕进之途。于是，神学化、宗教化的儒术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也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文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也就没有了文化上的创造性。武帝之后，西汉王朝逐步转入衰微期，西汉文学也相应如此。汉赋在武帝时代经司马相如之手而发展至鼎盛，其后的赋家便争相模仿司马相如，片面地追求增饰以崇丽，以致情感之实少，讽谏之义微，使汉赋成了纯供帝王贵族赏玩的语言工艺品。

然而，太平盛世短，动乱岁月多，西汉后期的政治黑暗，又促使文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正象每逢社会危机便会出现反省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那样，处于西汉末年之乱世的蜀人扬雄又偏爱楚文化，对屈原情有独钟，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以吊屈原且抒忧愤，进而又痛悔自己早年仿效司马相如赋而作的丽辞艳赋，认为“辞人之赋丽以淫”，是“童子雕虫篆刻”，“文丽用寡”。

东汉前期，社会在相对稳定之中孕育着尖锐的矛盾，儒家经学已经发展成为虚妄迷信的谶纬神学，越人王充奋起以楚道家的“自然之说”“疾虚妄”，才给笼罩于谶纬神学之下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一阵清风。受此清风的浸润，首先以杰出的文学创作来响应王充提出的“文具情显”之说的，则是楚人张衡。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北，战国时属楚国宛邑)人，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为人做官有屈原之风，正直敢言而遭宦官谗毁，因此郁抑终身。他创制了著名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并且写有许多天文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后人辑有《张河间集》。

《二京赋》是张衡的辞赋代表作，也是东汉的辞赋杰作。它在形式上虽然模拟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班固的《两都赋》、却由于是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埘侈”而作，故在描述统治阶级奢侈腐化的生活时引入议论说理，规讽之意明显而切直，文既丽而情亦厚。

更具革命意义的是，他逐步放弃了写作早年那种“长篇之极轨”的大赋，转而写作直抒情怀的抒情小赋。他的《归田赋》以清新自然的文辞抒写了退隐田园的乐趣，表达了不肯同流合污的心志。这篇赋是现存的东汉第一篇完整的抒情小赋，在思想内容上，融通了老、庄超然避世和屈、宋处穷守高的精神;在艺术形式上，则使辞赋发展出现转机，从体物图貌重新回归到写物抒情上来;因此，对后世文人的思想和创作都有重大影响，而且直接影响了汉末乃至魏晋的文人处世哲学的确立和抒情辞赋的发展。

“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极，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昭明文选?四愁诗序》)的千古佳作《四愁诗》，是张衡晚年在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中的“发愤以抒情”之作，其第一章云：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诗歌以比兴象征的手法托出诗人报国无门的忧愁幽思，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直接继承了屈骚。可是，它并不象骚体诗那样以六字句为主，而是几乎全部采用了七字句，对骚体诗作了适应社会生活变化和抒情需要的改创，因而为中国七言诗的形成奠下了基础。

在中国文学史上，张衡是承先启后的英才;在中国文化史上，张衡是革故创新的伟人。他继承和发扬了楚人那种既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的变革精神，因此作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