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与形而下

古人用以描述抽象和具象两种性质的哲学范畴。语出 《易?系辞上》：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 指形体、形迹等，所谓 “形而上者” 指无形体、无形迹的抽象存在，即 “道”; “形而下者” 则指有形体、有形迹的具体存在，即 “器”。举例来说，阴阳是气，是形而下者; 一阴一阳之理，是形而上者。又如，日月星辰是物，是形而下者; 日月星辰之理，是形而上者。这里并无尊卑高下之分。但在后代哲学家那里，由于价值取向、思维模式或个人气质的不同，就难免厚此薄彼。如南宋朱熹主张 “理” 在“气” 先，以 “理” 为 “生物之本”，是形而上者，以 “气” 为“生物之具”，是形而下者; 清代王夫之则认为没有脱离 “形而下”而独立存在的 “形而上”，“形而下”产生 “形而上”，所谓 “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近代唯物论者赞成王夫之的观点，但却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 在飞机 (形而下) 尚未被发明制造出来之前，难道就不存在飞机之理 (形而上)? 不过，“形而上” 或 “形而下”，并非一种思维方式，更非所谓 “形而上学”，不能简单地对应或归结为西方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它只是中国先哲对抽象世界和具象世界的一种哲学概括。

古代哲学表示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规律和事物关系的一对范畴，又称道器。语出《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指事物的规律、属性，是无形无象的;形而下指具体事物，是有形有象的。《易传》未对二者关系加以展开，但能把二者作为对立范畴提出来，即标志古人对事物及其本质、规律的认识，具有相当的深度和自觉。对于二者关系，汉唐以来长期展开争论。这些争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认识。王弼派玄学家和宋明时期的理学家都认为形而上的东西先于并决定形而下的东西。南宋朱熹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答黄道夫》)。相反，唯物派哲学家则认为，形而上不能脱离形而下而存在。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周易外传》)。清戴震认为，道是“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气化流行未成形质，便是形而上;已成形质，变是形而下。戴震取消了本体论的论证，具有某些实证科学的性质。但其形而下之器“一成而不变”的思想，则具有形而上学的局限性。王夫之、戴震以后，这一对范畴的争论和演变，基本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