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领导权

葛兰西所使用的概念。又称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整个市民社会领导权。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1929～1935)基于他青年时期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思想，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完善而提出的。在理论上基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在政治中统一的中心是(国家)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归属于上层建筑)的关系，它们在统治集团中通过社会执行领导权的职能是一致的;政治社会代表暴力，用来控制人民群众;市民社会代表舆论，它通过民间社会组织起作用，在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是政党、工会、教会和学校，另外还包括各种意识形态文化的组织，如报刊杂志和各种学术文化团体等;由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方面)的壮大使其比政治社会具有更重要的作用。葛兰西更强调上层建筑，特别是市民社会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此出发，他提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领导权(最早见于1926年的《关于南方问题的笔记》)：一是文化上的领导权，是针对市民社会而言的;一是政治上的领导权，对应于政治社会(国家，这两种领导权都掌握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手中。在西方国家中，掌握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是掌握政治社会领导权的先决条件，政治领导权的本质是暴力，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要体现在教育关系上，无产阶级要争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惟一的办法是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组织和文化团体;文化领导权作为整个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现代君主(政党)手中，这比起他在青年时期强调工厂委员会显然前进了一步。他认为：现代君主在政治斗争、精神道德甚至整个意识形态的改革中以及新世界观和新文化的传播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君主有着自己严密的组织，有职业革命家和知识分子阶层，它是无产阶级夺取市民领导权并逐步获得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文化上的领导地位最重要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