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形成教育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其发展的连续性和完善性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相传中国在五帝时代(约公元前26世纪初～约前21世纪初)已有学校教育的萌芽，并且形成教育制度的雏形。据《周礼?春官?大司乐》和《礼记?文王世子》记载，五帝之学，名曰“成均”。虞舜时期已有大学、小学之分。《礼记?王制》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注云：“上庠，大学，在西郊; 下庠，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 根据《尚书?舜典》的记载，似乎当时已有了专门的学官，分管教育事业：一为“司徒”，由契负责，主持“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二为“秩宗”，由伯夷负责，主持“三礼”，即祀天神(日、月、风、雷之类)、享人鬼(祖先之类)、祭地碉(山、川、草、木之类);三为“典乐”，由夔负责，专掌乐教。这些记载多含有后人理想化或臆造的成分，不能完全作为信史。不过，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已有养老和祭祀天地鬼神的隆重仪式，并且已有比较固定的场所和专人负责，则是可信的。这些仪式正是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手段，其固定场所就是当时的学校，分管此项仪式的人员则是当时的教育官员。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学校在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礼记?王制》称：“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注云：东序，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小学，在东郊。) 《礼记?明堂位》又载：“序，夏后氏之学也。”(陈注：“序者，射也，射以观德，有先后之次焉。”)夏朝统治者为了对外征讨和对内镇压，特别注重习射，培养武士。习射必兼习礼，要求射者与观者遵守长幼先后之序，故名其学曰序。习射、观礼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途径。

商朝奴隶制度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日益提高，文化更加丰富，科学已相当发达，教育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商朝的学校不仅有古籍记载，而且有丰富的考古发现。《礼记?王制》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注云：右学，大学，在西郊;左学，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又注曰：学者，觉也，觉民者，所以反其质，故曰学。) 殷人重祭祀，崇礼乐，特设“瞽宗”。《礼记?明堂位》载：“瞽宗，殷学也。”“瞽宗”由乐师瞽?主持，用作祭祀的场所，同时进行乐教。可见，商朝的学校除养老、习射之外，还有学习一般文化知识、专门进行礼乐品德教育的职能，教育内容更充实，制度也更完备了。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高度发展时期，经济上实行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政治上实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氏族分封制，严君臣、尊卑、贵贱之分，明父子、长幼、上下、亲疏之别;思想意识上由重鬼神逐渐变为重人事，这就使教育倍受重视，并实行高度垄断，形成“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政教一体，官师合一，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以培养治术人材为教育目的，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礼记?王制》称之为：“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西周的学校集前代之大成，构成比较完备的学制系统。据《古今图书集成》称：“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序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钋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汇总古籍记述，参照考古发现的西周文物，大致可勾勒出西周教育制度的一个概貌：

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创太学置博士弟子50名，昭帝时太学生增至百人，宣帝时增至200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时增至3 000人。据《三辅黄图》载：“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平帝时，王莽辅政，元始四年(公元4年)大建校舍，可容学生万人。东汉光武建武五年(29)重建太学于洛阳，校内设内外讲堂，长10丈、宽3丈，“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顺帝时修缮太学，造240房，1 850室。质帝时梁太后专政，抬高儒学，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为世界所罕见。太学生的入学资格和年龄，据《史记》、《汉书》记载： 一由太常于京师直接挑选，凡年在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均有入学资格;二由郡国县道邑于所辖地区选送，凡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均可入选。入学后一年一考，及格者授官，不及格者仍留校，再考及格仍授官。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取其博学多能之意。要求不仅熟悉经史百家，且能“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多为一世经师硕儒。教学多采用会集诸生作大型讲演，称为“都授”;或遣高徒代讲，称为“都讲生”;有时聘社会名儒或朝内通经官员兼职授经。教学内容，初为《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后又把《诗》分为鲁、齐、韩三家，成七家，至西汉末，又将《易》分四家、《书》分三家、《诗》分三家、《礼》分二家、《春秋》分二家，总为十四家，即设十四博士。汉代太学的基本规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汉代中央官学除太学外，在东汉时还建有两种特殊性质的学校，一为“鸿都门学”，二为“四姓小侯学”。鸿都门学创建于灵帝光和元年(178)。因灵帝爱好艺术，酷嗜书、画、辞赋，曾招致善尺牍及工书鸟篆者数十人，待制鸿都门下，专立此学，开创了官办专门艺术学校的先例。四姓小侯学创建于明帝永平九年(66)专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诸子弟设立的宫邸学。这种贵族学校，所聘教授竟有超过太学者，因此名声日彰，引起外人羡慕，而有匈奴遣子弟来汉留学之举。汉代的地方官学并未普及，较闻名的有武帝时蜀郡文翁设学兴教，教化大盛，受到朝廷嘉奖，并令郡国仿效。汉代虽重官学，但官学数量有限，并非多数人可入，太学远在京师，地方官学又未普及，拜私人为师者甚众。因此汉代私学极为发达。汉代私学按其程度可分为两级：一为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或书舍，先读字书，后读《论语》、《孝经》，进行初步的识字和伦常教育;二为专经阶段的经馆、精舍、精庐，专习一经或数经，许多名师硕儒开门授徒，及门弟子多至千数百人，著录弟子多达万六千余人。其影响超过太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变乱无常、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官学时兴时废，数量大减，规模日缩，从总体上看，教育是衰落的。表明社会动荡不宁不利于文化教育的发展。然而正因为统一被打破、固有的传统教育发生动摇，为教育上的新措施的诞生提供了契机。西晋为适应门阀世族专权的需要，于太学之外，特设国子学。北魏普遍设置州郡学，并形成比较完善的地方官学制度。儒学独尊的局面有所松动，儒、释、道争宠的势头形成，促使了专门学校的创立和分科教学制度的产生。三国魏明帝(227～239在位)首置律博士，后秦姚兴、梁武帝均置律学，晋武帝又置书博士，为古代专门学校制度之始。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将太学分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元嘉二十年又设医学，为太学分科教学的开端。这一时期，私学和家庭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名师硕儒聚徒讲学，学生数十百千人。影响久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即为梁武帝时周兴嗣撰写。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这时期国内各民族融合和中外的文化交流有较大的发展。中国的《五经》、《论语》、《千字文》等传入日本和朝鲜。这些都为隋唐的文化教育发展准备了条件。

隋朝是个短命的皇朝，但在教育上的建树不可忽视。隋文帝设国子寺，置祭酒，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国子寺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五学，大理寺下设律学。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国子寺为国子监。此制延续到以后各封建王朝。

唐朝是中国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教育制度。唐朝建立了统一而完整的学制系统。大体上分为中央政府设立和地方政府设立的两大部分，又各分直系和旁系两大系统。中央直系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统称“七学”或“七馆”，前四者属大学性质，后三者为专门学校，均直属于国子监而统辖于尚书省之礼部。国子监(图250)设祭酒一人总其成，相当于现今的教育部长。广文馆是唐玄宗天宝九年(750)临时设立，不久即废止，故实为“六学”或“六馆”。中央旁系学校有：门下省设置的弘文馆，归东宫直辖的崇文馆，由尚书省祠部直辖的崇玄学，太医署直辖的医学，秘书省直辖的小学。唐代中央设立的学校，除崇玄学、医学、小学外，通称为“六学”、“二馆”。地方直系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市学和镇学，统由长史直接掌管，统辖于国子监。地方旁系学校有：府、州设置的医学和崇玄学，分别直属于中央医学和崇玄学。唐朝学制系统图如下：这个学制系统 一直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