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唐代中原文学

如同中国封建社会迄唐达到鼎盛一样，中原文学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之后，也在唐代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在近300年的唐代历史中，中原作家辈出，群星璀璨，出现了一些对唐代乃至对唐之后的中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如“上官体”的创始者上官仪、对唐代律诗体制的定型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沈?期、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岑参、与白居易共倡新乐府运动的元稹，以及刘希夷、张说、王湾、崔颢、萧颖士、元结、韩?、独孤及、王建、刘禹锡、姚合、李贺、李商隐等，都在唐代诗坛、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更为值得骄傲的是，中原这块文学沃土在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氛围里，孕育出了名震千古、享誉中外的诗圣杜甫和文坛巨匠韩愈。如果将王梵志、杜审言、上官婉儿、祖咏、马异、樊宗师、房千里、袁郊等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也计算在内的话，唐代中原作家可谓是蔚为大观了。

上官仪和沈?期都是初唐诗人。上官仪(约608―664)，字游韶，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官弘文馆学士、西台侍郎等职。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为许敬宗构陷，下狱论死，家口籍没。上官仪工于五言诗，诗多应制奉和之作，诗风绮错婉媚，当时士大夫纷纷仿效，史称其“以词采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旧唐书?上官仪传》)上官仪总结六朝近体诗的对仗方法，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律诗的形成有较大影响。沈?期(约656―714)，字云卿，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官考功员外郎时因贪污被流放。后重被起用，累官至中书舍人、太子詹事。沈?期以七言诗见长，《古意》体现了他在诗歌声律方面的成就。与沈?期齐名的另一诗人宋之问(?―712)，字延清，一说为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史称其：“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二人将前人关于诗歌声律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把已经成熟的形式固定下来，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为近体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新唐书?宋之问传》所说：“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初唐中原作家较著名的还有刘希夷、张说等。刘希夷(约651―?)，字延之(一作庭之)，汝州(今河南临汝)人，初唐诗人。刘希夷少有文采，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善弹琵琶。曾作《代白头吟》诗，有“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句，写后有点后悔，以为是不祥之句，就又写了一联“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写后觉此联仍是不祥。

①

此诗借花开花落写人事沧桑，表达了一种悲凉的思想情绪，为人所传咏。相传其舅宋之问欲据为己有，希夷不允，宋之问竟派人用装满泥土的口袋将他活活压死。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人。仕宦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睿宗时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即位，任中书令，封燕国公。张说官高位显，朝中重要文体多出其手，与许国公苏锲并称为“燕许大手笔”。诗多律诗。其七言古诗《邺都引》咏史述怀，苍凉悲壮，有“居然史笔”之评。

②

随着“盛唐气象”的到来，以杜甫、岑参为代表的中原诗人引吭高歌，用他们的诗来反映盛唐气象，描述社会现实，表现“安史之乱”，吟咏边寒风光，抒发慷慨悲凉、雄浑激越的情怀，为盛唐诗坛谱写了一曲曲激动人心的诗章。

杜甫(712―770)，字子美，巩县(今属河南)人。其祖杜审言原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并称“文章四友。”杜甫是唐代大诗人，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遂漫游各地。唐玄宗天宝中，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后寓居长安近10年。安史之乱起，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安史之乱后，弃官居秦州、同谷，后又移家成都。剑南节度史严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后灵柩移葬今河南巩县。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仕途屡遭挫折，生活贫寒窘迫，可谓是杜公生来多坎坷。其居成都草堂时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其一生困窘的写照。杜甫虽然平生?促，但其胸怀却十分宏阔，他想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一种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赵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范阳，以诛杨国忠为名起兵叛乱，挥师南下。郭子仪相州战败，退守潼关。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别”，就是写官军相州师溃以后中原人民的苦难生活的。“三吏”“三别”是指《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描述了安史之乱给中原人民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在“县小更无丁”的新安道，诗人目睹凄凉的景象，似乎听到“青山犹哭声”(《新安吏》);在小小的石壕村，诗人看到的是垂垂老妇被迫应役(《石壕吏》);“三别”描述的悲惨景象，亦无不催人泪下。杜甫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用诗展示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获得了“诗史”的美誉。杜甫以歌行、律诗见长，风格多样，而以沉郁顿措为主。杜甫的诗歌在唐代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歌行即事名篇，开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他忠君爱国的精神，对后世诗人更是影响深远。“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和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李白一样，杜甫以其伟大的诗篇和高洁的人格精神垂名千古!

和杜甫约略同时的岑参，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约715―770)，南阳(今属河南)人，出身官宦世家，少年时隐居嵩阳读书，故其《感旧赋》说“十五隐于嵩阳。”30余岁出仕，初随高仙芝到安西、武威，后从封常清往来于北庭、轮台。因曾官嘉州刺史，故世称岑嘉州。其诗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其诗以两次赴西北边塞时所作的边塞诗较为著名，后一次所写的边塞诗尤其受人称道。岑参两次赴边关，从军多年，对边塞生活有深刻体验，充分领略了塞上风光，亲历了一次边庭战争。加之高仙芝、封常清都曾扬威西域，以武功安定边疆，因而，岑参的边塞诗都表现出一种气势磅礴、雄浑悲凉的风格，流露出希冀建功立业的慷慨情怀。《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诗，都是这类边塞诗的代表作。其“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已成为描绘塞外风光的千古绝句。

中唐以后，中原诗家辈出，形成了以韩愈、刘禹锡、元稹、李贺、李商隐为主力的中原作家群，使中原文学在杜甫之后仍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原文学的繁荣并没有随着唐代鼎盛期的结束而结束，相反却在韩愈等中原作家的共同努力下，一直延续到晚唐。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官监察御史时，关中旱饥，他上疏请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后因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迁刑部侍郎。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因上表谏阻宪宗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韩愈奉召回京，官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韩愈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主张“文以载道”，将提倡古文和学习古道联系在一起，表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①

他提倡古文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恢复儒家的思想统治，反对当时流行的佛、道二教，借以整饬社会风尚，排抵六朝以来流行不辍的绮艳靡丽的骈文。他主张学习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强调文“必出于已，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和“唯陈言之务去，”(《樊绍述墓铭》)提出了“不平则鸣”和文穷益工的见解。韩愈还用其创作实迹实践了他的古文理论，著名者如《送孟东野序》、《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师说》、《《送穷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愈的古文在当时就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韩门弟子”甚众。韩愈的诗也很有特色，他“以文为诗”，重气势，求新奇，在纷繁的唐诗流派中自开一派，对宋诗有较大影响。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文学家和哲学家。官监察御史。唐顺宗时，参加王叔文等人组成的革新集团，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在宦官和权要的打击下很快失败，王叔文、王?被贬逐，刘禹锡与柳宗元等8人被贬为边州司马。后因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因其曾做过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白居易交谊颇深，故人们常并称“刘柳”和“刘白”。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的优秀诗人，其咏史怀古之作和学习民歌俚调写成的《竹枝词》等，都有一些为历代所吟咏的佳作，如《西塞山怀古》、《石头城》、《乌衣巷》、《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等，其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等，皆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刘禹锡的诗不事雕琢，取象自然，常从无意中得来，意象奇妙平实，语语惊人。所以，胡震亨说刘禹锡诗“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与刘禹锡同时的另一中原作家元稹，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和传奇作家。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家贫，孩提时见官吏剥夺百姓就颇为愤慨。曾官监察御史。因得罪宦官和守旧官僚而遭贬。后转而依附宦竖，官至宰相，排斥异已，为时论所诟病。与大诗人白居易友善，常互相唱和，世称“元白”，是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其所作乐府如《田家词》、《织妇词》、《估客乐》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宪宗元和时期的社会现实。他的《行宫诗》虽然仅“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四句，但却与白居易《长恨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元稹的悼亡诗写得很有感情，很受后人称赞。元稹还是传奇高手，他的《莺莺传》是著名的唐代传奇。《莺莺传》亦名《会真记》，述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是后世诸多写莺莺与张生情事的蓝本。所以，鲁迅先生说唐传奇诸作者中“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

②

中唐时期，中原出现了一个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李贺。李贺，字长吉，河南昌谷(今宜阳)人，公元790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皇室后裔的家庭。少年时才华出众，甚得当时文坛泰斗韩愈的赏识。为避父讳，不能考进士，常自愤慨不平，加以体弱多病，又多感伤悲苦，只活了27岁便撒手人寰。李贺的诗多怀才不遇之叹和悲苦之容，“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开愁歌》)，“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南园》)、“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廉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南园》)等诗句，都是他那愁苦悲凉的心境的写照。李贺的诗充满了虚幻荒诞的浪漫色彩，如《梦天》、《南山田中行》、《苏小小墓》等。著名的《雁门太守行》，鲜明地体现了李贺诗色彩冷艳、新巧幽奇、形象独特、富于幻想的特色。对李贺的诗，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十分推崇，他说：“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犄殿，梗莽丘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樊川文集?李长吉诗序》)。

晚唐，中原诗人最有名的要数李商隐了。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李商隐生当晚唐“牛李党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先为牛(僧孺)派的令狐?看中，考取进士，成为牛派人物;后为李(德裕)派的王茂元所赏识，并成了王茂元的女婿。有了这么一段特殊的经历，李商隐处于牛李两派之间，处处受人排挤，郁郁不乐，潦倒终身。然而，李商隐毕竟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和正义感的诗人，在接踵而至的政治打击下，仍不减对政治的关心，《安定城楼》、《重有感》等诗，都以凝重的笔调表明了诗人对晚唐国运的关切，对宦官炙手可热的权势的不满。他的咏史诗，也都在咏史中流露出对时政与国运的关心。其《贾生》诗，深沉凝重，那“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诗句，读之令人无不慨然。由于生当末世，且又一生潦倒，李商隐的诗多感伤情调，流露出诗人悲凉颓然的心迹，如其著名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句(《登乐游原》)，就流露出诗人对人生与世事的无可奈何之意。李商隐的爱情诗向来为人称道，他效《离骚》“香草美人”的表现手法，善于运用神话志怪故事，表情达意曲尽婉转，但有时却不免晦涩，所以金人元好问有“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年华。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议。李商隐之后，中原文学在晚唐社会动乱和接踵而来的半个多世纪的反反复复的改朝换代中陷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