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幺起义

南宋初年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农民起义。南宋初年，金军南侵，溃兵流窜，江南破坏严重，南宋政府又以“军期所需”为借口，设立“赋外之赋”、“役外之役”，民不聊生。建炎四年(1130)二月，鼎州(今湖南常德)人钟相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自称楚王，改年号为天载，并立其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附近州县的农民群起响应，起义军攻占城池，焚烧宫府，打击豪强大户，占领了鼎、澧(今湖南澧县)、荆南(今湖北江陵)、潭(今湖南长沙)、峡(今湖北宜昌)、岳(今湖南岳阳)、辰(今湖南沅陵)等州19县。

南宋朝廷派兵镇压，起义军营寨遭到偷袭，钟相及钟子昂被俘遇害，杨幺被推为首领。杨幺起义军在洞庭湖沿岸建立营寨，打造战船，平时从事生产，战时登舟作战。这种“兵农相兼”、“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使起义军发展到20万人。绍兴三年(1133)四月，起义军重建楚政权，立钟相之子钟子仪为太子，称杨幺为“大圣天王”，控制了北达公安，西及鼎、澧，东至岳阳，南抵长沙的广大地区。起义军节节胜利后，伪齐政权曾派人前来诱降，要求与起义军联合进攻宋朝，杨幺坚持民族大义，痛斥道：“吾之所以崛起阡陌，盖欲内涤瑕秽，外歼丑虏，此心耿耿，神人共知。”绍兴五年春，宋高宗调岳飞前往镇压，又派宰相张浚亲临督战。官军加紧经济封锁，实施诱降政策，瓦解了起义军。杨幺力战不屈，最后被杀。

钟相、杨幺起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全面抨击了封建统治。钟相在家乡利用乡社组织群众。加入乡社的农民只须交一点钱粮，“入法皆为兄弟”，在社内彼此平等，分财互助，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起义军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钟相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比起北宋初王小波“均贫富”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起义军“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史载钟相“以左道惑众”，史学界对此大抵有三种看法：一者认为是“属于上古期五斗米道系统的宗教会门”;二者认为是“自周秦以来的‘巫祝之术’”;三者认为是“泛指佛教、道教以外的异端宗教，主要为摩尼教”。而以最后一种说法较近史实。

起义军没收地主土地，让贫苦农民“占据”使用，“复夺祠寺之田，授贫者耕之”，尝试将地主土地占有制度变成农民土地所有制;并通过“占据”地主土地和责令地主向起义军“出租纳课”的两种形式，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础，成为钟相、杨幺武装割据能存在六年之久的基础条件，这在历代农民起义中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