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的哲学思想

史书上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他做的是外儒内法的表面文章，体现汉武帝的国策在政治上是依靠酷吏，在经济方面是依靠桑弘羊。

桑弘羊生于汉景帝五年(前152年)，卒于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出身于洛阳一个商人家庭，13岁任侍中，得到汉武帝的信任，累任大农丞、御史大夫等要职，管理政事达30年之久，在推行汉武帝的财政经济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桑弘羊在政治主张和经济措施方面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是和他进步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大将军霍光要改变汉武帝的政策，在长安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桑弘羊在会上和“贤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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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激烈的辩论。汉宣帝时，汝南桓宽整理了会议记录，撰成《盐铁论》，很客观地反映了桑弘羊的哲学思想。

1.进化的历史观。桑弘羊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们也应随着历史前进，大胆地革除以往的陈规陋矩。他说，既然“世殊而事异”(《盐铁论?国疾》)”，那么，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应该“异时各有所施”(《大论》)，不能“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利议》)，抱住死教条不放。如果故步自封，就会让死人统治了活人，以至“称往古而訾当今”(《刺复》)，甚至堕入“道古以害今”(同上)的泥潭。这些观点，使得他在盐铁会上热情地为汉武帝的政策辩护，充分肯定武帝在文治武功方面的贡献，体现了他进步的历史观，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2.反对“天人感应”的观点。唯心论天命观的形式多种多样，在汉代是以“天人感应”的面貌出现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为善于下，福应于天”，作恶则“天报以恶”，引起“阴阳不调”、“水旱不时”的灾异。桑弘羊针锋相对地说：水旱纯属自然现象，与人的善恶毫不相关。夏禹、商汤是世人公认的有道明君，当时，同样存在过洪水滔天和连年大旱的灾荒。

桑弘羊也使用阴阳五行来阐述他的哲学观点，但剥去了它们的神秘外衣，恢复其朴素唯物论的自然本色。

3.提倡力行、肯定功利原则的务实精神。桑弘羊是一个实践家，重力行而不尚空言，他说：“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非徒陈空文而已。”)《非鞅》)。反对桑弘羊的“文学”、“贤良”说：“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错币》)，斥责他“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敦学》)背离了古圣先王之道。桑宏羊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他公开肯定功利原则，主张一举一动以达到功利的实效为目的。桑弘羊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安国家，利人民”(《相刺》，要想达到“国富民强，器械完备，蓄积有余”，就不能不言利。他说：天下穰穰，皆为利往”(《毁学》)。一般人既是如此，贤人君子也不例外，子贡与陶朱公等都是“以货殖尊于当时，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载其德，称其仁”(《贫富》)。“贫贱而好义，虽言仁义，亦不足贵也(《毁学》)。这显然与晏婴、管仲、司马迁等人的思想有继承关系，而开后世事功学派的先河。

4.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桑弘羊认为，知识来源于社会生活，是通过感性认识而取得的。他说：“目有所见，耳有所闻”，“多见者博，多闻者知”(《刺议》)。又说：“谋及下者无遗策，举及众者无顿功。”(《刺议》)。他将认识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从而保证了知识的可靠性和客观性。更为难能的是把认识论的问题扩大到个体与群众关系上去，可说是认识论上的一个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