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间濮上的歌声

远古神话传说发生的时间虽然十分久远，但见诸文字记载却远在《诗经》出现之后。因此可以说，见诸文字记载的中原文学，最早的就是《诗经》中那些产生于中原的民歌，具体说来就是郑风、陈风、王风、桧风和卫风、帑风、邶风。郑、陈、王、桧都是西周侯国，除王之疆域延及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外，其余三国皆在今黄河之南的河南省境内。邶、帑、卫三国原亦是西周侯国。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灭邶、帑，成为当时黄河以北最大的诸侯国，后因战乱先后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和帝丘(今河南濮阳)。因为有邶、帑并入卫这么一段历史渊源，故邶、帑、卫三国之风皆歌咏卫地民风民俗;又因卫都迁徙曾及桑土濮水，故卫风多桑间濮上之咏。

桑间是濮水之上的一个地名，因《帑风?桑中》而遐迩闻名，其诗云：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要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诗写卫地青年男女约会桑中的愉悦之情，一唱三叹。古代婚嫁虽有礼度，但青年男女私下相慕恋而成婚者也不在少数。卫地民风淳厚，男女相悦，即可侍机私下约会，交流和培养感情。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们通常选择田野郊外或河畔林间，以避人耳目，互通款曲。诗中的女子借“采唐”、“采麦”、“采葑”的名义出去和情郎约会，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因了这个缘故，桑间濮上就成了青年男女约会偷情的代名词。然而，有人对桑间濮上之事却看不惯，极力鄙簿卫地这类民歌，认为“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礼记?乐记》)。有的人从卫国地理环境和人格性情上找原因，说什么“卫国地滨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性情如此，则其声音亦淫靡。故闻其乐，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

①

其实，卫地民歌的坦露率直，正反映了卫地民风淳厚朴实。仔细聆听桑间濮上那动人的乐章，你会为卫地民歌如此动人魂魄、慑人心旌而惊羡不已。那在城墙下苦苦等待意中人到来的美丽少女“搔首蜘蹰”的神态(《邶风?静女》)，会使你陡然而生怜爱之情;那高歌“之死矢靡它”的少女对爱情的忠贞决绝(《帑风?柏舟》)，会使你油然而生崇敬之意;那被丈夫抛弃的少妇的“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卫风?氓》)，不仅仅是深深的悔意和痛彻的反思，对世人也是一种有力的警示。此外，从《卫风?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可以看到，春秋时期中原人民以物易物的贸易状况，从“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和“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可以发现中原人民早期的婚姻习俗。看来在当时男女婚姻已讲究明媒正娶，且完婚之前还要选择吉日良辰。

位于黄河之南的郑、桧、王、陈诸国虽无桑间濮上，但其地民歌却与桑间濮上之音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是郑风，在表现男女爱恋之情上的热烈大胆，更是其他各地的民歌所不能比拟的。《风雨》章写私相慕恋的男女的相见之乐，热烈奔放，不加掩饰;《鸡鸣》章写男女夜会，琴瑟和谐，既缠绵悱恻，又大胆泼辣;《褰裳》中那不无偏激地表示“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少女对爱情的洒脱和豁达，令许多现代女性也自愧弗如;《大车》章中的少女，对于爱情更是坚贞不渝，她鄙薄男子的怯懦，不屈不挠地追求爱情，其“生不同室死同穴”的决心唯天可证! 《采葛》章中那苦苦思念恋人的少女，高歌“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大胆地向人们敝开了心扉;《泽陂》章对意中人的思恋，忽而涕泗滂沱，忽而中心??，忽而辗转伏枕，使人睹之不由得我见犹怜。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郑风等中原民歌反映出来的中原婚姻民俗。《溱洧》章描绘的春日男女相会的情景，颇有早期春社遗风。

①

古时每逢社日就要举行各种赛会，

②

其时男女老幼毕聚，十分热闹。社日为青年男女相识和交流感情提供了适宜的场所，在这样的节日里，男女交往较为随便，如果情投意合，就可私下相会，偷尝禁果。《溱洧》章中的青年男女相约远游，赠物定情，很可能就是发生在社日。实际上正是社日举行的各种赛会为青年男女的交往提供了方便，才有了那么多歌咏男女相悦相爱相思的诗章。青年男女私定终身乃至于情奔，自然有欢快，有喜悦，有怡情，当然也有忧愁，有悔恨，有悲伤。请看《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女子思恋情人，然而当情人来与她幽会时，她却顾虑重重，既畏父母之命，又畏诸兄之威，更畏人之多言。对于情人，她是心向往之却不敢有所举动，不敢接受那份情，那份爱。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原民风并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浮华放荡。社日青年男女可以恣情尽欢，不受约束。但社日之后，青年男女的交往就受到了许多限制，婚姻大事则需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纵然是私订终身，也需要征得父母兄长的同意。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偷情男女则不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她们既害怕被人撞破，又惧怕不为家庭和社会舆论所容。看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婚姻在中国可谓是渊源既久。

中原民歌在男女情爱上表现出来的热烈、大胆、奔放，很令一些人看不惯，始作俑者是孔老夫子。孔子在向弟子颜渊传授治国之策时说：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和《武》。要舍弃郑国的音乐，斥退小人，因为郑国的音乐磨曼淫荡，小人阴险(见《论语?卫灵公》)。有人则视郑卫之音如洪水猛兽，说什么“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礼记?乐记》)。宋代理学家朱熹对郑卫之音也多贬词，他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诗经集传》卷三)。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儒家礼教的偏见，是对以郑风、卫风为代表的中原民歌的曲解。以郑风、卫风为代表的中原民歌，反映了当时中原人民的喜怒哀乐，欢娱忧愁，反映了当时中原社会的民俗民风。她那既热烈大胆又缠绵悱恻的抒情性，不仅奠定了中原文学的基调，而且兆示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缘情”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