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岁又号六一居士。永丰(今属江西)人。天圣七年(1029)进士，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洛阳)留守推官，自此崭露头角于文坛。曾上书支持、鼓励范仲淹，要求政治改革。但晚年反对王安石新法，曾上书指陈青苗法的弊端。官至龙图阁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封开国公。熙宁四年，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告退。次年病卒。谥文忠。欧阳修一生倡导诗文革新，奖掖后进，是“天下翕然而师尊之”的一代文宗。他文道并重，反对空言性理，重视作家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为北宋古文运动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为文讲求“简易有法”，反对尚奇趋险。其政论文切于事实，既委婉曲折，又理直气壮，如《与高司谏书》。记叙文纡徐畅达，朴实醇厚，如《醉翁亭记》。诗作挥洒自如，有议论化倾向，开创宋诗以文为诗风气。其写景、咏物、抒情小诗清丽秀美，情意醇厚。其词今存200余首，写男女爱情，思绪深远，无香软浮艳脂粉气。他又是著名史学家，著有《新五代史》，与宋祁合撰《新唐书》。长于目录学，曾参与编纂《崇文总目》，作有《叙释》。精于金石考古，著有《集古录》。所作《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形式。又工于书法，气势险劲，字体新丽。有《欧阳文忠集》。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四十岁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省)人。谥号“文忠”。幼年欧阳修借书披阅，沙地练字，刻苦而早慧。天圣七年(1029)参加国子监考试，获第一。次年参加进士考试，再中第一名，充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留守推官，时年二十四岁。在西京期间，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相互往来，诗文唱和。景钓元年任职京师，介入政事。因支持范仲淹改革，横身挡事，受诬降职峡州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县令。在夷陵，倍添愤然孤寂之情，写出《读李翱文》那样的慨叹之文。庆历年间，仁宗锐意改革，欧阳修受诏归京，鼓吹支持“庆历新政”。新政夭折后，又受诬于男女财产之事，降职滁州上任。滁州地僻事简，其俗安闲，欧阳修于此忘却烦恼，浑然成为“醉翁”，醉于山水之间。而后又调任颍州，关怀民瘼，写下《食糟民》之类作品。至和元年，奉诏重返汴京，被命为权判流内铨，为实权官位。任上，举荐后进，修书《论权贵子弟冲移选人》等文，激怒权贵，屡遭诬陷，便上书远引疾去，想先出知地方官，进而归田。熙宁四年(1071)，累章告老，终于回到颍州西湖之滨。不料归田才一年，便患病而逝，享年六十六岁。作为“天下翕然而师尊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于诗、文、词均有贡献。其文“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吴充《欧阳公行状》)，无论政论、游记、墓志铭、祭文、抒情小赋，以致序、跋，均有佳篇，开一代文风，为唐宋八大家承前启后之中坚，直到明清，依然被奉为宗师。诗作逊于散文，多说理、议伦，有散文化倾向，虽其宗旨在于反对堆砌故实、雕琢字句的风气，但有意的“以文为诗”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词胜于诗，数量也较多，无论写男女恋情、感慨遭遇、伤时叹老、山水风光，均出自真心，故而清疏隽永、蕴藉沉厚，近代冯煦在《宋六十家词选?例言》中认为欧阳修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可见其地位举足轻重。另外，作为史学家，他的历史专著有《新五代史》七十五卷，《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有《欧阳文忠集》传世。《宋史》有《欧阳修传》。

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故欧阳修又自称庐陵人。欧阳修幼年丧父，由寡母亲自课读。家贫，至以荻画地练习书法。二十三岁即中进士，三十岁前已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初文坛沿五代余风，流行骈偶雕琢之文，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提倡古文，但都因才力有限，没有形成大气候。直到欧阳修出，才使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故后人曾将欧阳修比为宋代的韩愈。欧阳修在官场上却不是一帆风顺，三十岁时因为范仲淹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 县令，虽三年后被召回汴京，后又因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 “庆历新政” 而被贬为滁州太守。滁州即今安徽滁县，著名的 《醉翁亭记》 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十年之后，年已四十七的欧阳修奉诏回京，被授予翰林学士，参与《新唐书》 的撰写工作，后来又独自完成了《新五代史》。嘉钓二年 (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这一年的科举考试。当时，读书人崇尚险怪奇涩之文，号 “太学体”。欧阳修掌握文衡，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而写 “太学体” 者皆榜上无名。据 《宋史》本传记载，考试结果公布后，舆论大哗，一些考生甚至蛮横地拦住欧阳修的坐骑，大吵大闹。尽管如此，北宋的文风从此开始发生巨大转变，欧阳修成为领导文坛新潮流的盟主。三年后，欧阳修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次年，参知政事，官至宰相，进入最高决策层。英宗临朝的四年间，欧阳修先后出任过刑部和兵部的尚书 (部长)，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欧阳修持不同政见，尤其对官府强行贷款的 “青苗法”不以为然，便急流勇退，外放蔡州 (今河南汝南县) 做了地方官。一年后即申请致仕 (退休)，以诗酒自娱，改号 “六一居士”。据欧阳修自撰《六一居士传》 称： “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 ‘六一’乎?”他写了一部诗话，即名 《六一诗话》。这是古代第一部名副其实的 “诗话”。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诗文、词等方面均有很高成就，但都被其文名所掩。苏轼曾这样评价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后人论文，多以韩、柳、欧、苏作为典范，其中的 “欧”就是欧阳修。明代茅坤推尊唐宋古文，即以欧阳修作为唐宋古文的八大家之一。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故自称庐陵人。欧阳修幼年丧父，家境困顿，寡母命他画荻学书。中天圣八年(1030)进士，累迁馆阁校勘。景钓三年(1036)，范仲淹批评朝政被贬，他挺身为其声辩，出贬为县令。后复入朝，庆历新政时知谏院，积极参与范仲淹领导的新政活动，提出改革吏治、军事、科举等建议，著《朋党论》反击诬蔑之论，庆历五年(1045)新政失败，他也贬知滁州，历知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至和元年(1054)召为翰林学士，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钓二年(1057)，主持进士考试，拔擢苏轼、苏辙与曾巩等人才。后知开封府，嘉钓五年任枢密副使，次年参知政事，在仁宗立嗣与英宗初政的两宫龃龉中，协助宰相韩琦多有作为。旋在濮议之争中力主尊英宗生父濮王为“皇”，颇招致朝论非议。神宗即位，他力辞执政之位，出知州郡。不久，王安石变法，他在知青州任上抵制青苗法的推行。熙宁四年(1071)，主动要求提前致仕，退居颍州(今安徽阜阳)。次年去世，卒谥文忠。著述宏富，大多刊入合集《欧阳文忠公集》。

文学活动与成就　欧阳修不仅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而且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首先，集结同道，扶植革新中坚。早在天圣、明道之际，他就与尹洙、梅尧臣结为知交，切磋诗文，其后石延年、苏舜钦等也进入了这一论文圈子，他还推挽三苏与王安石、曾巩等新人，形成了诗文革新的强大阵营。其次，借助科考，打击浮怪文风。他曾公开批评流行文坛的以杨亿、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与由石介倡导的太学体，并利用嘉钓二年知贡举的机会，规定文章必须平实朴素，坚决黜落浮华空洞与艰涩险怪的应试诗文。再次，阐明理论，指导革新运动。在散文理论上，他上承韩愈文以载道的精神，提出了“道胜文至”的主张，而所谓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应“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具有现实性与实践意义。他重“道”却又重“文”，强调“道”与“文”辩证完美的结合，认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在诗文表现方法上，他主张“简而有法”，不仅讲究取材布局，而且注重语言的精练概括。在语言风格上，他强调流畅自然，反对模拟古奥。在诗歌理论上，他重视美刺劝戒，反对无病呻吟，强调生活遭遇对诗歌创作的重大作用，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他偏爱李白，却又推崇杜甫，体现了对诗歌风格多元化的主张。他首创了诗话这一文学批评的新文体，《六一诗话》中不乏有关诗论的出色见解。欧阳修的文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当时作家的创作实践，也引领着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而他自己更以卓越非凡的文学创作对北宋诗文革新起了示范性的作用。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为卓著，作品包括政论、史论、记事、抒情、笔记等，众体兼备，咸有名篇。在文风上，他肯定韩愈的“文从字顺”，摈弃其奇崛诡谲的侧面，沿着平易朴素、畅达自然的方向健康发展。他的散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文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章法曲折委婉而严密有度。政论如《朋党论》、《与高司谏书》等，史论如《伶官传序》、《杂传冯道传序》等，记叙文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尹师鲁墓志铭》等，抒情文如《泷冈阡表》、《祭石曼卿文》等，都是流传后世的佳作。笔记文以《洛阳牡丹记》与《归田录》为代表，前者文笔典丽委婉，摇曳生姿，后者则不拘一格，生动隽趣。他的《秋声赋》绘声绘影，借景起兴，极富感染力;在文体上突破了传统骈赋、律赋的格律与范式，出之以散文，在律赋向文赋转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成就略逊于散文。在艺术上，他颇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而无韩诗的险怪艰涩，为宋诗散文化与议论化奠定了基调。他好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稗政，有时略嫌直白，《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其更成功的诗作则是抒写个人情怀与山水风景的作品，例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戏答元珍》等。他能博参众家，兼收并蓄，故诗作呈现多样化的风格。近体富于情韵，清新自然;古体参差抑扬，错落有致，七古尤有自由奔放、气魄宏大的杰作，例如《庐山高赠同年刘凝之归南康》。他也是当时词坛领袖，风格疏腓清婉，未脱南唐词风，题材多局限于恋情相思、惜春醉歌之类，虽不乏写景抒情的好词，例如《踏莎行?候馆梅残》、《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等都为人传诵，也有创制慢词与俚俗词语入词的尝试，但总的说来，在宋词转型中未起关键作用。

史学　欧阳修是宋代杰出的史学家，陈寅恪将其与司马光并列为“宋贤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史学代表作为《新五代史》、《新唐书》。其史学特点，一是继承《春秋》笔法，褒贬极有义类。他自称《新唐书?本纪》“合于《春秋》之法”，对《新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从褒贬出发，重视史论也就成为欧氏史学的鲜明特色。二是“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他仿效《春秋》简而有法的叙事原则，《新五代史》卷数不及旧史之半，而“文直事该过焉”;《新唐书?本纪》比旧史“减去十之七”。三是发扬古史传统，丰富完善志表。他在《新五代史》中不仅列了《十国世家年谱》，还在《职方考》里附上州郡废置更易的表谱;在《新唐书》中增设《兵志》、《仪卫志》与《选举志》，立《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和《宰相世系表》。四是考订不没其实，著史直书不隐。他著《新五代史》不仅重视诏书、日历等官方史料，还亲自搜访民间所存碑刻等实物史料与闻诸故老的口传史料，也不忽视小说、笔记等资料的作用，在著史时严格遵守自己确立的原则，“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五是文笔简洁生动，叙事裁断明达。清人赵翼称赞欧史“文笔简净，直追《史记》”。顾炎武则指出：“《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为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祁)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

欧阳修也是金石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好古嗜学”，自青年时代就喜搜集和摹拓古器碑铭，内容上自西周，下迄五代，“随其所得而录之”，历时18年纂成《集古录》1，000卷，另“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撰写了《集古录跋尾》20卷(今本10卷，420篇)。二书同为金石研究的开山之作。他在目录学与校勘学上也颇有贡献。景钓元年(1034)与康定元年(1040)两次参加国家图书目录《崇文总目》的编纂工作，为其中三十类撰写了叙释(即小序)，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重视校勘的作用，以为“校雠之职，是正为难”;认识到通假在校勘中的特殊关系;指出妄改之弊，强调“改字当慎”，其具体成果体现在《韩昌黎集》与《黄庭经》的校勘上。金石学、目录学与校勘学知识构成了欧阳修考据古史与古文献的重要武器。他的考据学原则是考其事理，切于人情，实事求是，多闻阙疑;考据的对象以经史为主，兼及子集。在考据手段上，《集古录跋尾》充分利用碑刻资料来补充史料、校正文献、考证史实与辨证典制，既表明其集古“不独为玩好而已”，也开启了金石证史的考据学的新路向，尤其值得称道。

经学　欧阳修在经学方面的主要著述有《易童子问》、《诗本义》、《泰誓论》等。他是北宋疑经思潮的早期代表，其经学主旨是“务在勇断不惑，然亦不苟立异于先儒”;治学通则是“得其大者”，“理达而已”;同时不遗余力地排击谶纬之说。

在易学史上，他将“象”和“理”作为分析探究《周易》的基本概念，也是解释、阐发《易》的两个主要层面。他是力辨《系辞》等“非圣人之作的”第一人，认为《十翼》中《文言》、《系辞》以下非孔子所作，亦非一人之言，只是“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不过，只要“敢取其是而舍其非”，“未必无益于学”，也不必尽废《系辞》诸篇。在《尚书》学上，他指斥汉代后出的《泰誓》为伪书，借以“力破汉儒灾异五行之说”。在《诗》学上，他指出《诗序》与《二南》诸篇《小序》前后抵牾，“其序多失”，有力否证了子夏序《诗》的旧说。他还认为毛、郑错在曲为附丽、强为之说，违背了诗义简直、切于人情的原则。他向历代谨守的《毛传》、《郑笺》率先发难以后，“旧说几废”。《诗本义》强调从《诗》的本文出发，更多从文学角度来探求作品蕴涵的人情物理，开创了《诗》学研究的新流派。在《三礼》学上，他主要致力于《周礼》，肯定它在保存周代礼乐制度上的意义，但认为一是所述官僚机构过于庞大臃肿，超出人民供给能力;二是所述政治制度过于体大难行，所谓《周礼》致太平之说的现实意义也大可质疑。在《春秋》学上，他认为经、传有本质区别，“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由于“经简且直，传新而奇”，学者往往舍经从传，他坚决主张以经为正，以经驳传，但他也认为对《三传》应该“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客观地判断取去。在《尔雅》学上，他指出《尔雅》只是秦汉之间纂集说《诗》博士之言，“非圣人之书，不能无失”。此说令《尔雅》研究走出了误区，在《尔雅》学史上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即便对宋儒视为学儒不二法门的《中庸》，他也以群经互证的方法说明其为“无用之空言”。欧阳修关于《易》、《诗序》、《周礼》、《尔雅》等考辨，后世也多为定论。他的经学研究推动了当时方兴未艾的疑经思潮，为宋学的建立提供了学术资源与思想方法，在北宋经学界与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学　欧阳修在宋学上的贡献以往多为人忽略。其一，他继范仲淹之后，在政治活动、文学作品与史学著作中，大力表彰礼义廉耻，积极倡导忠义名节，对北宋士风建设卓有贡献;其二，以道统为核心，兼及学统与文统，全面推尊韩愈在儒学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倡立道统，排击佛老，确立了自己作为其继承人的地位;其三，作为在理论与实践上疑古惑经思潮的领军人物，他开风气之先，遍疑群经，“勇断不惑”，而又实事求是，不存偏见，为宋学以自由的精神探讨义理之学廓清了道路;其四，提倡宗经明道、经世致用的学风与文风，主张“曲尽人情”、“济于人事”的学术思想，并身体力行，把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放在第一位，为宋学奠基时期的重要思想家。

北宋文学家。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4岁丧父，母亲教之，家甚贫，以获画地学书。敏悟过人，过目成诵。举进士甲科，调西京推官。庆历初，召知谏院，改右正言，知制诰。时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罢去，修上疏极谏。出知滁州、徙扬州、颍州、青州(益都)。还，为翰林学士。嘉钓间，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与韩琦同心辅政。熙宁初，与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师致仕。修博极群书，得《昌黎遗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谓：《集古录》一千卷，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鹤一双也。著有《文忠集》153卷，《六一词》1卷，《六一词话》1卷，及《毛诗本义》、《新唐书》、《新五代史》、《集古录》、《洛阳牡丹记》、《归田录》等(均见《四库总目》)等。欧阳修曾于济南写下了《留饮齐州舜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