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儒家文化的地位与儒学复兴

自战国中后期以来，齐鲁文化的各家各派各种学说在相互对立、争鸣中表现出走向融合与统一的历史趋势，但这一融合与统一的过程毕竟没有完成。秦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齐鲁文化的融合与统一，为齐鲁文化走向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奠定了政治基础。政治的大一统必然要求思想的大一统和文化的大一统，必然要求建立与大一统政治相适应的大一统文化体系。秦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是法家理论的制度化。制度化了的法家理论固然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齐鲁文化走向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显著标志之一，但作为制度化了的法家学说的封建专制制度一旦建立，成为可操作的政治制度，它便以一种独立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历史和规律。而要维护它的正常运转，还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和文化秩序。

我们已经指出，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齐鲁文化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单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齐鲁文化本质上是以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秩序为目标的政治――伦理型学说，齐鲁文化中的各家学说基本是围绕如何建立和怎样建立这一统治秩序各自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展开论述的。所以，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的单一分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得以结合的中介，这是齐鲁文化之成为中国大一统文化的秘密所在。随着秦大一统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与这一专制集权制度相适应的大一统文化体系或文化秩序必须是既能体现单一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并为单一小农经济制度下的个体小农所认同，同时又能与大一统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相契合，成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工具和手段，从文化层面上将大一统专制集权制度和专制集权统治与单一小农经济制度下的个体小农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综观齐鲁文化中的各家学说，能充当这一角色的只有以宣扬仁义道德、礼乐教化、宗法情谊和在此基础上讲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等级名分观点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只有儒家学说直接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单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为单一小农经济制度下的个体小农所认同，具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从而能将单一分散的个体小农固定在与专制统治秩序相一致的文化秩序之中，由此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单一分散的个体小农成为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制度最稳定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儒家学说是最符合封建专制统治长治久安的政治文化学说，其在秦代遭“焚坑”之危，在汉初倍受黄老学说压抑而不绝如缕，在实践中为卓识远见的政治思想家们所肯定，并不断发展，最后成为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原因也在于此。

汉初，在遭受秦代“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之后，又为盛行一时的黄老学说所排斥和压抑，儒家学说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艰难崛起的历程。司马迁总结说：“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然尚有干戈，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传》)汉初，像济南儒生伏生那样凭记忆传授儒家经典并逐步著之竹帛的大师不在少数。楚汉战争中，刘邦“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同上)曹参任齐相国，召集儒生以百数问以政事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但高祖刘邦是号称从来不读书的无赖皇帝，曾闹出把儒冠作溺器的恶作剧。刘邦得天下，儒博士叔孙通进言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汉书?本传》)为其定朝礼，使他第一次感受到天子之尊，他任用叔孙通及其弟子，但他并未表现出对儒家学说有多大的兴趣。陆贾是汉初少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史载“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陆贾的上奏看来影响不小，不仅在朝廷群臣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令刘邦改变了对儒家学说的认识，以至刘邦在敕太子书中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自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全汉文》卷一)这一忏悔性的反思应是刘邦确立儒家学说统治地位的重要契机。但在刘邦于十二年拜孔子后即病死，惠帝即位，吕后掌权，他们虽然先后革除秦代遗留下来的《挟书令》、《妖言令》，但以曹参为首的“武力有功”之臣充盈朝野，黄老学说大行而儒家学说便仍然处于在野的地位了。

汉初，黄老学说虽然盛行一时，儒家处于在野地位，但儒家学说仍不失为汉初的显学。黄老学说为汉初统治者所崇奉，但其并未形成独家垄断的局面。惠帝四年革除《挟书令》后，儒家学说取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地位。儒学便逐步恢复生机，继而迅速发展和广为传播，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极为深厚的齐鲁地区，更成为儒家学说恢复、重建、传播的中心，人才济济，大师辈出，治《易》者为齐人田何，西汉传《易》者以田何为鼻祖;治《尚书》者为济南人伏胜;治《鲁诗》者为鲁人、荀子弟子浮丘伯，浮丘伯传鲁人申公及穆生、白生等人，申公为文帝《鲁诗》博士，弟子千余人，景帝、武帝时为官者以百数。治《齐诗》者为齐人辕固生，景帝博士，弟子显贵者甚众。汉初传《诗》的尚有燕人韩婴，文帝博士，其学自成一派，但其后学远不如齐、鲁两派兴旺发达;治《礼》者前有叔孙通，为西汉一代定礼仪，弟子以百数。后有鲁人高堂生、徐生等;治《春秋》者，传《谷梁传》者为瑕丘江公。传《公羊传》者为赵人董仲舒和齐人胡毋生，二人同是景帝博士，公羊学大师。胡毋生弟子齐人公孙弘为武帝博士，官至丞相，是西汉第一位儒士出身的丞相。总之，汉初以齐鲁地区为中心儒学的繁荣昌盛，不仅为汉武帝时儒家学说走向大一统文化之主体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而且为成为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学说向全国的传播培养了大批人才。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齐鲁文化所以成为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齐鲁文化的本质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但齐鲁地区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在这特定地域、特定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优秀文化人才，作为文化的载体，对齐鲁文化向中国大一统文化的过渡，对齐鲁文化在全国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武帝以后的西汉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点后文我们还将涉及到，这里就从略了。

在汉初儒学复兴的历程中，一批在朝的持儒家学说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为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为儒家学说走向大一统文化之主体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西汉代秦，秦帝国何以历经两代十数年时间而迅速覆亡;汉代秦而有天下，如何吸取秦帝国迅速覆亡的历史教训，使新生的汉王朝避免重蹈秦帝国的覆辙，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是汉初君臣考虑最多的问题。那些颇具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几乎都意识到秦帝国迅速覆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秦代统治者以苛刑峻法立国，仁义不施，导致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以至覆亡。因此，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儒家学说对维护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巩固，以致长治久安的作用和意义，并毫无例外地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出发，以儒家学说为主并杂取各家学说以作为他们治理国家方略的依据。儒家学说应博采各家学说完善充实自己，以适应大一统政治统治的需要，这是儒家学说走向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需要，是时代的要求。汉初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不仅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而且直接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对策和发出建立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文化秩序的呼唤，将儒家学说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他们的努力为将儒家学说推向大一统文化之主体地位起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如刘邦时期的陆贾倡言以仁义治国已如上言。他的《新语》，其主旨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贾谊，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文帝初年召他为博士，得到汉文帝的宠信。贾谊“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汉书?贾谊传》)但在老臣周勃等人的排挤下，他的改革理想未能实现，郁郁而终，年仅33岁。贾谊的思想紧贴社会现实，主张施政以仁义为本，兼以法治;引法入礼，以礼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等，在当时影响很大。文帝时的另一名臣贾山也上书要求“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汉书?贾山传》)正是这些在朝的政治家思想家的不断呼吁，给汉初封建君主们以影响，促使封建君主开放民间文化学术活动，注意到儒家学说维护封建政治秩序的功能和作用。汉文帝统治的中期以后，其文化政策有所改变，如立贾谊、晁错、申公、韩婴等为博士，适当征用儒生为官，革土德时历，改制更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议巡狩封禅事等，景帝时以辕固生为《齐诗》博士，张生为《尚书》博士，董仲舒和胡毋生为《公羊传》博士等。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虽不用儒生为官，儒博士在朝廷中只是具官待问，充当顾问的角色，但毕竟在统治集团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随着形势的发展，黄老学说之退出历史舞台，建立大一统文化体系的时机到来了。

如前所述，黄老学说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囿于汉初统治者本身素质制约而作出的特殊文化抉择的结果，它在汉初社会中一度也曾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是，黄老学说清静无为、宽容放任的特色与封建专制制度有着本质对立的一面，特别是在中国封建制度处于生机勃勃的上升阶段中，黄老学说更不可能长期成为封建政治理想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在黄老学说影响下产生的汉初无为政治放任宽约因循守成的特色，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带来了相当大的负效应，文、景以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如贾谊、贾山、晁错等早就深刻尖锐地指出了它的弊端。如在国家外部，匈奴势力日益强大，对汉政权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在国家内部，地方割据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与中央政权形成尖锐对立;汉承秦之遗风余俗，礼乐教化不施，仁义道德不行，专制统治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法制不存，治安恶化，吏治败坏，社会风俗江河日下，封建等级秩序受到极大冲击;经济上，大批民人背本趋末，弃农经商，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等等。黄老学说既然不能对日益严重的诸多社会问题作出有效的解答，它就只能为其它学说所取代了。汉武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他的文化抉择，建立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符合大一统政治需要的大一统文化体系的。

公元前140年，年仅16岁的汉武帝登上皇位。他凭藉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统治者所特有的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他个人的雄才大略，君临天下、统一四海，以强化和巩固大一统封建专制帝国为目的，首先开始的便是以维护大一统集权政治为目标的大一统文化体系的创建工作。即位伊始，他下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曾任他的老师的丞相卫绾乘机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同年，卫绾因病免相，武帝即以“俱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袜为太尉，以俱是《鲁诗》、《谷梁传》大师申公的弟子的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藏为郎中令。令赵绾、王藏“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来朝、议立明堂以朝诸侯。”而笃信黄老之术不悦儒学的窦太后此时尚健在，她抓住赵绾请武帝政事不要向窦太后秉报的把柄，于第二年迫使赵绾、王藏自杀，免去窦婴、田袜的丞相和太尉职务，武帝的计划遭到一沉重打击。建元五年(公元前136)，置五经博士，这“把始皇时的博士业《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了。这是一个急剧的转变，使得此后博士的执掌不为‘通古今’而为‘作经师’。换句话说，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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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专经博士的设立，标志着儒家学说官学化的形成;儒家博士的职掌虽然与秦及汉初极为相似，但蕴含着儒家学说走向垄断的趋势，儒家博士具有了学官的身份，这是儒学走向独尊的重要一步。建元五年(前133)，固执于黄老学说的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全力从事他的事业和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