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经学

经学是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封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经学盛行于两汉，没落于清朝灭亡之后，几与整个封建社会相终始。经学典籍由五经、六经扩展为七经、九经、十三经。“六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运》，汉代古文学家以为《乐经》亡于秦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代增为九经，宋代增为十三经。十三经的名称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经学有不同流派，“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四库总目 ?经部总叙》)汉学又分今文学和古文学。今文学说经，专明微言大义，搞烦琐哲学，解释一句话，几个字，动辄数万言，又以汉字为谶语，附会统治思想。如《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到魏晋时代，今文学逐渐衰落，后来清代所谓的汉学，实际上已经不包括今文学，而是专指贾、马、许、郑为代表的古文学。

汉字与经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都把有关汉字研究的著作附在经部之下，亦足以说明二者关系之密。这种密切关系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演变，乃至同一典籍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字，都会直接影响到经书的内容，而经书字体、字音的规范化、标准化，字义的注释疏解，又推动了人们对汉字的研究。汉代产生的经古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汉字之学。著名的经学家往往又是文字学家，从“五经无双许叔重”到清代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等人，都精通经学与字学。

1.通经以识字为先

古人关于汉字与经学的关系论述颇多。许慎首先提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说文解字?叙》)江式说：“文字者六艺之宗。”(《进古今文字表》)他们都认为经学的根本在于文字。道理很简单，经学的思想内容都要靠文字来表达，经籍的文字如果出现差错，或解释有误，思想内容也就会被歪曲。陆德明说：“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厘，谬便千里。”(《经典释文?序》)清朝是经学复盛时代，顾炎武、钱大昕、戴震等人对于汉字与经学的关系有更为详细更为深刻的论述。钱大昕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小学考?序》)其弟钱大昭说：“读书以通经为本，通经以识字为先。”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其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他在《与某书》中又说：“治经先考字义。……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通经识字，说来容易，其实问题很多。

首先，我们要了解十三经用字的情况。据光绪八年(1882)刻的《十三经集字?凡例》统计，十三经总用单字为6544个。六千余字，数目似乎不大，但十三经总字数为628414字。这个数目就很惊人了。其中各经字数情况如下：

周易 　　24207

尚书 　　25800

毛诗 　　39224

周礼 　　45806

仪礼 　　56624

礼记 　　90920

春秋左传 196845

公羊传 　44075

谷梁传 　41512

论语 　　13700

孝经 　　1903

尔雅 　　13113

孟子 　　34685

(转引自殷孟伦《子云乡人类稿》63页)

十三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尚书》有的篇为殷商文献，《诗经》有西周篇什，其余各经多成书于战国时代。时代久远，文字古奥，西汉学者已罕能兼通众经，“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书?艺文志》)，甚至“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韩愈也感慨：“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童习白纷，皓首穷经，古代许多文人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其次，经书是所谓的“载道之文”，其中某些字的涵义表现了儒家的哲学范畴、伦理观念。杜预说：《春秋》“以一字为褒贬”(《春秋左氏传?序》)。孔颖达说：“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春秋正义?序》)这里涉及名分、伦常等问题。至于经籍中常见的道、理、性、仁、义、礼、智、忠、信、命等字，由于涉及哲学思想问题，各家就有不同的理解。韩愈说了一句“博爱之谓仁”(《原道》)，有人就认为“是全未见仁之原本，为后儒訾议不少。”(清?戴嘉禧语)宋代的陆九渊更提出“六经皆我注脚”(《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一般来说，宋学重义理，汉学重文字。实际上，宋学又何尝不重文字!朱熹“谓一字之义有所不明，其祸害遂至于相率为不肖，大启人臣贼君之罪。”(见清代施元勋《北溪字义?序》)清代为《北溪字义》作序的戴嘉禧说：“昔贤教人为学，必先识字。识字者，非徒记其点画形象，辨其声韵平侧已也。字各有义，识字而不确究其义，虽识得此字，何所用之?”戴氏所说的“确究其义”就是借六经的字义解诂来发挥个人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不发表哲学专著，而是通过注疏经书或以解释经书字义的形式来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前面提到的《北溪字义》就是朱熹的大弟子理学家陈淳写的。书中“以《四书》字义分二十有六门，每拈一字，详论原委，旁引曲证，以畅其论。”(《四库全书总目?北溪字义》)如“道”字条说：“道，犹路也。当初命此字是从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谓之路，一人独行不得谓之路。道之大纲，只是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天即理也。古圣贤说天，多是就理上论。理无形状，以其自然而言，故谓之天。”“理”字条说：“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为二字，亦须有分别。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与理对说，则道字较宽，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故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理无形状，如何见得：只是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把“理”与“天”等同起来，而且认为“理”是“万古不易”的“当然之则”，这都是赤裸裸的封建统治思想，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理论教条。清代的戴震写了一部《孟子字义疏证》，通过个别字义的疏证对程朱派理学进行了批判。如“理”字条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又说：“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口不能道辞者，理屈。……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戴震所谓的“意见”即个人胸臆，一己之私见。气势盛，地位高，能说会道，就是理之所在，这在封建时代也是“理所当然”。我们从陈淳和戴震对经籍中同一“理”字的说解不同，可以得出两个结论：谈汉字文化不能忽视经学;经学不全是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

2.经籍文字歧异

我们今天见到的十三经是经过唐五代整齐划一了的本子，在文字上已与原本不尽相同。如《尚书?尧典》：“方鸠功。”《说文》“逑”字下引作“旁逑孱功”，“”字下引作“旁救功”。四字中只有一个“功”字相同，其余三字均有异文。经籍文字歧异有多方面的原因，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演变是首要原因，篆书演变为隶书就给经籍文字带来很多问题。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就其背景、意义而言远远超出了文字范围，但文字上的古今之别是引起争端的直接原因。皮锡瑞说：“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经学历史》87页)“籀书”是什么，说法不一。所谓“古文”实际上就是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主要是指战国中晚期齐鲁系的竹简文字。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经书有《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左传》、《毛诗》等。郑玄注《仪礼》(两汉时尚无《仪礼》之名)就常常注明古文今文经字的不同。如《大射仪》注：“古文颂为庸”，《聘礼》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士虞礼》注：“古文吨或为导。”至于《尚书》的今古文问题更是学术上的一大公案，这里不能细说。壁中古文《尚书》，其内容与今文相同部分，孔安国曾经改为隶古，后人又将隶古改为楷体，几经改变，文字上自然会出现歧异。陆德明说：“《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承用。”(《经典释文?条例》)隶古也叫隶古定、隶定，就是用隶书?笔法照古文结构转写。孔颖达说：“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以虽隶而犹古。”(《十三经注疏 ? 尚书正义》116页)但是，对于唐朝人来说，隶书也是“古文”，隶古字体更不易识别，天宝年间唐玄宗命卫包将伪《孔传古文尚书》全部转写为楷书，于是《尚书》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汉初，大多数经书为口耳相传之学，并没有统一的、固定的讲章。口耳相传，必然会造成文字上的歧异。因为“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郑玄语，见《经典释文?条例》)。乡音不同，口语不统一，记录经籍文字就会出现错别字，经书多假借字，这是重要原因。有一个例子很著名。“景帝叫晁错去跟伏生学《书经》，伏生是济南人，而晁错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记错不少。”(范文澜《经学史讲演录》，《历史学》，1979年第1期)

转写之讹，也是造成经籍文字歧异的一个原因。古谚说：“书经三写，乌焉成马。”又说：“书三写，鱼成鲁，虚(亦作“帝”)成虎。”在经籍中“乌焉成马”的例子也不少。《诗?陈风?墓门》：“歌以谇止。”《毛诗正义》和《诗集传》“谇”字均作“讯”。《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也作“讯”，陆德明注：“本又作谇”。钱大昕批评“陆氏《释文》谇讯不辨”(《 十驾斋养新录》卷一)，戴震《毛郑诗考正》也指出：“讯乃谇之转写之讹。”1977年在阜阳出土的汉简《诗经》也作“谇”，可证《毛诗》作“讯”确系转写之讹，因形近而误。

雕版之讹，是经籍文字歧异的又一个原因。雕版印经，始于五代，主持人为冯道。经书自从雕版印行，版本比较固定，错字大大减少，但各种版本质量不一，错误仍然难免。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中讲了这样 一个故事：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

宋朝熙宁年间将太学分为上舍、内舍、外舍，名为三舍法，陆游说的这位太学教授把《易经?说卦》中的“坤……为釜”误作“坤……为金”，居然郢书燕说，“讲解大概”，这就是上了麻沙本的当。麻沙是福建建阳县的一个镇，此地的雕版印书，讹误较多，在宋版书中质量最差。

有意改经也是经籍文字失真的一个原因。改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经书在东汉是国家规定的教科书，通经是取得高官厚禄的重要途径。但是，“承秦焚书，口相传授，一经之学，数家竞爽，章句既异，埙驳非一。”(陆德《经典释文?条例》)当时皇家图书馆(兰台)藏有用漆书写的标准本经书，儒生们为了在“忿争”中获胜，为了“争弟高下”，就用行贿作弊的办法买通兰台官吏，偷偷地改动漆书上的文字，使之与自己的本子相符合。《后汉书?儒林传序》及《宦者列传?吕强传》记载了这种“私行金货”而改经字的舞弊行为。

也有因古今音不同而改经字的。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有详细介绍。他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有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

例一。《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唐明皇以“颇”“义”不叶韵，于开元十三年下诏：颇字宜改为陂。

例二。《易?渐》：“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北宋范谔昌以“陆”“仪”不叶韵，改陆为逵。

例三。《易?杂卦》：“晋，昼也;明夷，诛也。”宋人孙奕改诛为昧。他不知昼诛均侯部字，正好叶韵。

以注文改经字，复以经字改注文，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

今本《周礼?春官?司巫》：“及舍馆。”杜子春注：“舍读为闵。”段玉裁认为：“经文作闵，杜子春易为舍字，训为舍也。今本以注改经，复以经改注，遂不可通矣。”故段氏改经文舍为闵，注为“闵读为舍”。(《周礼汉读考》

今本《毛诗?小雅?十月之交》：“山冢?崩。”《正义》本作“卒”。王引之说：“唐石经误依《释文》卒作?，而诸本因之，后人又改《笺》及《正义》之卒为?矣。”(《经义述闻》三十二)又说：“卒当读为猝。猝，急也，暴也，言山冢猝然崩坏也。”(《经义述闻》六)

因避讳而改经字。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尚书?盘庚》：“安定厥邦”，汉石经“邦”作“国”。顾颉刚说：“今文写定于西汉，故讳用‘国’;古文写定于东汉，故不避讳用‘邦’。”(顾颉刚、刘起饽《盘庚三篇校释译论》)

3.经学与汉字规范

经籍文字歧异，直接影响到国家考试，甚至于思想统一，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从汉代开始，经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工作，经籍文字的考订工作，成果累累，对于汉字形音义的发展、稳定，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石经，是规范字体、字形的主要措施。著名的熹平一字石经是经汉灵帝批准由蔡邕等人创立的，立石经的目的就是因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于是立碑洛阳太学门外，以“正定六经文字”(《后汉书 ?蔡邕传》)。所谓“六经”包括《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另有《论语》一卷，未计入经数;如果不算《公羊》，则为五经;如果《论语》、《公羊》都计入，实为七经。碑文用汉代今文隶书写定，故名一字石经，也叫一体石经。石经刊刻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儒晚学，咸取正焉”(《蔡邕传》)。“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后汉书?吕强传》)

继熹平石经之后，又有魏正始三字石经。熹平石经立于太学讲堂东侧，正始石经立于讲堂之西。前者为汉代今文之学，而正始博士多治古文经，故补刻古文《尚书》、《春秋》二经与之相抗。碑文用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写定，故名曰三字石经或三体石经。熹平、正始石经久已残损失传，但从一些出土残碑来看，具有很高的文字资料价值。 如《说文》：“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 。”段玉裁改为：“ (彳部“得”下古文同)，正始石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文公十一年“得”字，古文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