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斌的哲学思想

孙奇逢的门人汤斌，河南睢县人，生于明末天启七年(1627年)，曾任《明史》总裁官、礼部尚书等职，为清初“理学名臣”，深得康熙信任，《清儒学案》称他：“先生笃守程朱，亦不薄陆王;身体力行，不尚空论。”站在程朱和陆王两者之间，调和折衷，不主一是，这与孙奇逢的学术立场和风格是一模一样的。

汤斌性甘淡泊，在词馆时“居京师，绳床破被，数椽不蔽风雨”。居官时，不以丝毫扰民，“夏天帐自蔽，春野荠生，日采取啖之，脱粟羹豆，与幕客对饮”(《汤潜庵集?行状》)。他讲学和作人坚守“身体力行”的原则，他说：“讲论、践履析而为二，世道何赖。”决心要“谨诚伪之关，为真经学、真道学。”(《清儒学案?潜庵学案》)在当时道学家虚伪成风的社会里，他能言行相顾，实举世之佼佼者，时人也承认他是有操守的真道学。康熙称他“在经筵时，素行谨慎，…任巡抚洁已率属，实心任事”，对他评价也很高。

汤斌从孙奇逢问学受业，本宗王阳明学说，但当时王学已成为强弩之末，而康熙又认为程朱学说更便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大力提倡程朱，朝中儒臣望风希旨，倡言排斥王学，不遗余力。名利之徒争相趋赴，尊奉程朱成为当时风尚。汤斌在当时也承认“程朱为吾儒正宗”，但坚决不肯“诋斥阳明”(《汤潜庵集?答陆稼书书》。他在与孙奇逢同订《理学正宗》一书时，已将陆王列入正宗之内，承认他们的学说。在《志学会约》中，又将姚江诸大儒的语录，列入必课书目，并强调指出：“阳明先生致良知，为圣学真脉。”但是他同时也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虚与程朱末流的支离。(《岌阳书院学记》)他的哲学思想多本前人的见解和其先师孙奇逢的遗说。

(一)提倡存心。汤斌根据孟轲人性善的学说，认为性善是人心性的本原，他说：凡人为善时就心安体舒，作思就心愧不安，即心性本善的确切证明。但这种善的本能却极易丧失，人们要时时刻刻保持爱护，并加以培养、扩充，此为圣人之学的主要内容。如果这种善的成分已经丧失，就要力求把它找回来，这就是复性。他说：人的天性都不愿去作坏事、当恶人，如果随时随事体察，勿亏此心，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这便是尽心复性的真实工夫。(《潜庵遗稿》卷四)所以存心与复性都是根据一个道理，达到相同目的的两种途径，简单的讲，就是民间所谓要讲良心，莫作亏心事。

(二)对格物的解释。格物致知为朱熹的成说，原意指即物以穷其理，本属认识论 的问题。汤斌解释格字的意义为“正”，物的意义为“心”，格物就是“正心”。与前面所说的存心紧密相配合，成为伦理道德的修养方法了。正人心也是清王朝崇儒尊经的主要目的，他说：对于儒经必需“体验于心”，如果“外身心而言经，此俗儒之所谓经也”。他坦白承认，国家大力地推崇经术，是为了兴治化;兴治化的目的是要收到正人心的效果。(《重修苏州儒学碑记》)人心一正，事情就好办;人们易于统治，政权也就巩固，天下永远太平无事。汤斌曲解朱熹本意以投合清廷需要，充分地体现了理学发展晚期的“理学名臣”迫切地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特点。

(三)从识仁体识天理。汤斌把仁作为天人连系的中间环节，是天人可以相互交流的基础。他说天理是形而上的道，目不得见、耳不得闻。(《嵩阳书院记》)但天理流行于宇宙间，体现于人伦日用，仁义礼智各个方面，这些却都是开眼便见的事物(《答姚岳生书》)，人们可心领神会地默识，由人伦日用窥见天理的运行，从仁义礼智体贴天理的动向。其中的关键在于识仁，他认为，仁既是人心固有的本性，也是天理具有的内容(《理学宗传序》)。一旦识得仁，就能由此及彼，豁然贯通，识仁是体识天理的桥梁。通过桥梁把握天理――宇宙本体的绝对真理，一切道理均涵孕其中(《理学宗传序》)，同时参悟到人性天理本来是同原，因而把人提高到与天同等的位置。这一认识在世界观上，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在道德修养上，达到与天地合德的水平。在认识论上，达到万物、万理皆备于我的渊博高深。在涉世应物上，具有人我一体、民胞物与、大公无私的广阔襟怀和高尚精神。(《理学宗传序》)

这些都是理学家一直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为此设计过许多构图，汤斌经过一番细心地综合，比前人完整、精致得多，其实都是达不到的幻想，但也决非一场儿戏。这里的核心是体认天理，天理被说得很神秘，实际上都很简单，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是封建道德规范神圣化的称谓。所谓通天人境界的圣者，也就是完全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理想人格，以及它具体化的封建社会里大人君子。

(四)化民成俗的孝道。汤斌从中央赴江宁巡抚任的前夕，康熙指示他说：“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尚华侈，其加意化导，…必…使之改心易虑。”(《清史稿?汤斌传》)汤斌找到一个孝字来完成他化民成俗的任务。

汤斌十分重视《孝经》，一到江宁巡抚任上，立即令各州县开办社学，在社学内的主要任务是大讲《孝经》，他写了一篇《孝经易知序》，把一切封建道德，以及年成的好坏，政治的治乱，统统归结到孝上来了，极牵强附会之能事。他在文中说：孝为天下万善之原。人能尽孝道，则事君必忠，事长必恭，交友必信，居官必廉，临民必宽。一人尽孝，则一家化之;一家尽孝，则一国化之。推之天下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则民气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中州名贤集》卷二)他认为，推行王道在于化民成俗，理学的任务在于正人心，他大力提倡孝道作为化民成俗的主要内容。

汤斌之学不守一家之言，一师之说，在辨别各派是非，得失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取长补短，他很重视理性认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免了理学中常见的迂腐、偏执和矫伪。又力求避免王学中空虚不实之风，论心不离物，论天必及人。其特点是重现实，贵事功，求成效，务躬历实践，言必可行，不务高远，故他的理论多平易近人，亲切笃实。但多为前人遗说，很少创新，没有个人特点，也同孙奇逢一样，避免不了时代的局限性。

比汤斌晚生20多年的张伯行，也是中原地区理学家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河南兰考人，生于顺治八年(1651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进士。归筑精舍，藏书万卷，精心钻研程朱理学7年。他与李光地、陆世仪先后同为康熙朝的“理学名臣”，官至礼部尚书。他投朝廷之所好，以倡明理学为己任，崇奉朱熹，力辟王阳明之说，提出“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因自号敬庵。(《清史稿?张伯行传》)他很获得康熙的宠信，是朝廷树立的标兵，也是中州人士的楷模，既把他列入中州三贤之一，又把他列入中州三杰之一。其著述繁多，共10余种，数百卷。但多取前人陈说，旧调重弹，在理论上毫无新意和发明。清代以高官从祀孔庙的共3人，都是康熙朝的大臣，即陆陇其、汤斌，张伯行，河南就占了三分之二。

在汤斌、张伯行的影响下，中州理学出了回光返照的虚假繁荣，讲学成风，著述成风，一个三家村学究也有三两本理学著作，但多陈陈相因，内容空洞，早己被时代淘汰，现在还能从河南各地的县志上，找到许多类似的书名。

康熙中年，文化政策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从提倡理学，强化三纲五常以俾道，变为从长治久安出发，进行封建文化建设。朝廷编纂了十多部卷帙繁浩的大书，仅《古今图书集成》等九部书，就达15268卷，河南许多新科进士，参加了这项文化建设的潮流，这是取代理学统治的考据学的先声。在河南这一新型文化的前驱者有新安吕谦恒、襄城李邦荣等人，而偃师武亿则是这批人中成就最大的典型代表，在他200多卷著作中，没有一部是空谈理性工作，宣告了理学在中原的结束。在道光、咸丰以后，河南地区还残余极少数的理学家，也写出过几本书，但都毫无建树，没有什么影响。辛亥革命彻底结束封建制度，中原理学也最后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