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

环境科学及环境论(包括环境保护)尽管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打下根基，但它们只到20世纪60年代才基本定型，并且其在人类学中的应用也成为这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人类学的每个分支学科针对人类生态学都形成了各自的方法：考古学中的古生态学;生物人类学中的灵长类生态学;人类适应性研究或范围更小一些的体质人类学及人类行为生态学;在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和后来的系统生态学;语言学中的民族生态学。尽管两者通常被当成同义词来使用，但文化人类学中的对生态研究的“生物化”使得它经常替代斯图尔德(JuliarHaynes 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并以“生态人类学”的名号出现。通过使用一个更简单并系统化的科学研究方法-马文?哈里斯称其为“文化唯物主义”-的方式。他试着像描述文化一样加深对生态的理解。最近一些人类学家在探讨文化与环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它们之间的角色转换问题时已开始克服一些方法论的局限并添加一种历时看问题的角度。这种方法，即所谓的“历史生态学”。那些关注人与环境之间关系如何互动的人类学方法大都仅限于基础研究，对于应用问题，他们很少关注，更不用说积极采取行动并提倡应用研究。生态人类学的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贡献在于，它证实了当地的社会文化有其自身的生态逻辑和环境方面的理论基础。环境论者和保守主义者逐渐意识到本地人及其地方性知识在可持续的资源利用和生态多样性保护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近几年来，生态神学或神灵生态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出现。尽管当代的生态人类学在世界环境科学领域及其应用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由于大多数人类学者只在一二个方面有所建树，因而他们仍然对更广泛的公众或政府机构的决策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