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授魅力

原本是神学术语，指耶稣的神圣性带给信众的不可思议的“仁慈的礼物”。韦伯(Max Weber)将这个概念首先引进到社会学的学说里，他扩展了这个概念，超越基督教义去描述由信众赋予领袖超凡特征而建立的各种类型的权威。他把具有神授魅力的人划分成为不同类型，包括狂暴武士、政治煽动家、海盗、有煽动力的复兴家，以及以救世主自称的预言家。他们的感染力基本上都是个人的、情感的和有强制力的，因而具有同样的社会学意义。韦伯从理性-逻辑法则和传统的制约两个方面，对神授魅力的权威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追随者们奉行神授魅力是因为他们直觉地感到神授魅力的内在权力在他们发出指令。韦伯将神授魅力的感染力理解为来自于有神授魅力的人物的强烈的情感强度。神授魅力只能存在于关系之中，高强度的神授魅力行为在参与者相互之间激发，而产生了欣喜、敬畏和热情。韦伯认为情感感染和梦游的昏睡状态这些概念与神授魅力是相似的。韦伯认为，社会学只能够从意义的建构和合理的动机来研究。对神授魅力的研究重点必须放在行为方式上，在这里最初的痴迷冲动被合理化到神圣的象征和制度体系之中。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已采纳了韦伯的意见。通常选取制度化的神授魅力的合理化形态作为他们的研究专题。如格尔兹(CliffordGeertz)认为神授魅力可简单地定义为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固有神圣性。从这个框架出发，萨满魂灵附体时的癫狂是探求灵界与人间沟通及意义的一种愿望，而且所有合理的权威都是具有神授魅力的。人们集中探讨了文化意义体系的发展和合理化的过程，但却忽视了体验的不确定性和神授魅力在初始情绪形式里的强迫作用。另一方面，心理学倾向的理论家们已着重研究存在于神授魅力所激发的自我呈现之下的性格结构，还研究了深层次的原因，即为什么这种呈现总是使人处于沉迷状态。如果说社会学理论试图使神授魅力“正常化”，那么心理学家就是试图使其“魔鬼化”，将具有神授魅力的领袖和追随者们视为神经过敏者和精神病患者。一个更完整的神授魅力模型能够从社会学理论家的著作中构想出来。领导者的超凡力部分地源自其怪模怪样的表演能力，即用来证实文化价值的情绪状态。他们的表演，反映和扩大了追随者的愿望，在授予神授魅力的运动中激励了融合。神授魅力的研究因此提供了将文化、个人体验、个体心理学与集体笃信及新的意义体系的创造性建构相关联的潜在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