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日本文化

中国的临济禅和曹洞禅传入日本后，经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直至江户时代，获得巨大的发展，对其他宗派几乎占有压倒的优势。两国禅僧的相互往来，不仅切磋了禅宗精义，交流了禅学思想，而且加强了两国文化的全面交流，使禅深入于日本人的生活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幕府仿照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指定京都和镰仓各五大寺院作为“五山”禅寺，五山禅僧往往充任幕府的政治、外交顾问。不少五山禅僧致力于诗文的研究，写下了大量的汉文诗，形成了实为禅文化的“五山文学”。其中禅师虎关师

的《济北集》、义堂周信的《空华集》、绝海中津的《蕉坚藁》、雪村友梅《岷峨集》堪称五山文学的佳篇;义堂周信和绝海中津被誉为“五山文学双璧”。值得注意的是，宋明理学也通过禅僧传入日本。前节所述的入宋僧和渡日的中国禅僧同时又是理学的知情者，为中国理学的传日开拓了道路。如圆尔辨圆留宋时，径山无准师范曾授与他《大明录》。后圆尔辨圆又从主张儒佛融合的北?居简、痴绝道中二禅师受教。归国时，带回朱熹《大学或问》、《集注孟子》、《中庸或问》等大量宋学著作。兰溪道隆在日弘扬禅法时，也掺入理家说教。在建长寺禅堂开示禅僧时，大谈“三纲五常”、“正心诚意”，尤对《四书》的阐述十分精辟。理学的传入对日本文化影响非常大，是日本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另外荣西禅师从中国带回茶种，与日本茶道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早在奈良朝，茶已传入日本，但专供药用。平安初期，贵族和留唐僧侣中也有嗜茶者，只是凤毛麟角。荣西第一次入宋时，接触到南宋饮茶风尚极盛的情况，而带茶种归国。他最初将茶种植在肥前(今佐贺)的背振山，以后又送给山城国(今京都)?尾地方的僧人高辨。高辨在?尾山培植，乃至成为镰仓至室町中叶的第一产茶地。荣西还把茶推荐给生病的将军源实朝。1214年著《吃茶养生记》两卷，主要论述饮茶对养生治病的作用。其开宗明义说：“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也。”书中还简略载录着制茶和饮用的办法。后日本禅僧南浦绍明来宋求学，归国时将“抹茶”制法及吃法传入日本，开创日本“茶道”之先河，至今“抹茶”仍是茶道所用上品。日本饮茶之风首先流行于佛教寺院，尤其是禅僧中，后普及到文人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这一过程中国和日本是一致的。日本茶道有“茶禅一味”说。这一说法也始自宋代禅僧圆悟克勤手书“茶禅一味”四字。这一手书现收藏在日本奈良大德寺。“茶禅一味”深刻地道出了茶和禅二者的密切关系。唐宋禅院中专设供众僧吃茶的“茶寮”、“茶堂”;每天要向佛供清茶;新住持晋山时，要举行点茶仪式。日本禅寺也设有环境幽静、建筑典雅的“茶亭”，它是中国禅寺“茶寮”等的延伸与发展。总之，日本的茶道，带有浓厚的禅味，反映了“茶禅一味”思想。

下面侧重从禅与武士道的关系上，说明中国禅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提及禅与武士道的关系，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因为无论从佛教宣扬的教义来看，还是从佛教在各国发展的种种形式看，其实质都是慈悲宗教，似乎同倡导好斗的武士道风马牛不相及。关于这一问题，要首先从武士阶级的特点和本质谈起。禅传入日本，正值武士阶级兴起向上时期。镰仓幕府的最高权力者北条氏，掌握了全国政权，但在思想领域还处于劣势。当时佛教对百姓的影响很大，各宗首刹都集中在朝廷控制的京都一带，各门迹寺院也充斥着皇族和公家出身的僧侣，就是说，幕府还未把教权抓在手里。这对于新生的武家政权很不利。因而，北条氏极力想扶植、发展适合本阶级，并同旧教派毫无牵连的新佛教，使镰仓不仅是政治的中心，又是宗教的中心。于是，纯中国式的勃勃生机的禅宗，颇得幕府将军的青睐。

较之原有教派，禅宗更适合武士阶层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武士道的核心是坚韧不懈，恪守忠孝、仁义、武勇六字。既为武士，就要驱驰矢石之间，出入生死之门。在双方厮杀的战场上，武士必须正视眼前的一切，勇往直前，而不能左顾右盼，犹豫不前，哪怕微小情感的浮泛，都会成为前进的障碍。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意识到死为常住，生死无别，还要在实践方面坚持清戒苦修。但从根本上都离不开意志的修炼。而禅的哲学与道德正符合武家的教训。对于生死之事，禅宣传生死如一、视死如归、身轻法重、死身弘法等思想。禅僧专以寡欲朴素为宗旨，奉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清规，除三衣一钵之外，不思居处，不求衣食。这种刻意磨练身心的修行，正为武士训练意志所需要。再者，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提倡简便易行的内观顿悟，适应了武士们文化水准低且无暇读经诵佛的生活状态。禅僧们机锋锐利的态度，也深受重礼节、尚义气的武士层的赏识。因而，日本有句俗语：“天台宫家、真言公卿、禅武家、净土平民”。这正是对日本佛教各派特色的最好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禅暗示武士去从事嗜杀成性的职业，但禅的哲学和倡导的道德又支持了悟入禅道的武士。

在日本历史上，禅与武家确实结下不解之缘。历代幕府将军皆崇信禅宗。北条时赖是北条氏一族中第一位习禅者。他在镰仓建禅寺，邀请著名禅僧为开山祖。希玄道元、兰溪道隆、兀庵普宁都得到他的礼敬。1256年，薰习禅宗已久的北条时赖终于看淡权力，于11月让出执政职位，自请兰溪道隆剃度出家，常住最明寺专究禅定功夫。1260年兀庵普宁来日后，他常去参见究法问道。1262年在中国禅僧兀庵普宁门上修得证悟。当时，兀庵曾为这位高徒作诗偈一首，诗曰：“我无佛法一时说，子亦无心亦无得，无说无得无心中，释迦亲见燃灯佛。”(铃木大拙著《禅与日本文化》)时赖本人也曾在《福山起愿文》中表露自己的心迹，他说“我子孙能奉佛心，宗系胤益昌，盖家门与禅门为盛衰”(《中日文化交流史》)。翌年11月，北条时赖死于最明寺。临终时，他身著袈裟，端然安坐绳床，口述遗偈“业镜高悬，三十七年，一槌打碎，大道坦然”，宛如高僧一样圆寂，至使普宁在其像上题赞道：“末后一机，超佛越祖。”

继北条时赖后是北条时宗。时宗是时赖的独子，继父位时仅十八岁。他很早就从道隆、正念参禅，并派使者远到宋朝向瑞严山开善寺的希叟绍昙请求法语，作为修禅的机缘。时宗十分钦佩无学祖元的气节和人格。还是在祖元渡日前，当元军入侵南宋达到温州境内时，祖元被捕，他面对霍霍钢刀，神情自若，喝偈一首“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时宗自写请贴，迎祖元来日，从他热心参究禅学。并给与极大的信任。宋僧大休正念曾对时宗赞词道：“法光寺殿(即时宗)幼慕西来直指之宗，早悟即心即佛之旨。”

受北条时赖和时宗的影响，禅进一步深入于武士阶层，参谒禅师者很多。除北条氏外，仅在道隆、正念、祖元三禅师语录中提到的有名姓者就有五十多人。这样，禅宗不仅在镰仓站稳了脚跟，遂传入京都。甚至皇室中也出现了像后醍醐天皇、花园天皇那样热心的禅信徒。京城内一时禅院蜂起，学品闻名的禅师纷纷当上了开山祖师。到足利氏室町幕府时，禅宗对于其它宗派几乎占据压倒的优势。连足利义政那样高傲的人，还曾为灵见禅师脱鞋，足见足利氏对禅宗信奉的程度。

总之，日本武士之所以孜孜不倦参究禅道，其根本目的在于企图凭借深奥的禅学修养来突破生死的牢关，一旦临事能泰然处之。这正是禅为什么会成为日本武士道原动力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