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的哲学思想

北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农村到城市，都呈现出与唐代绝然不同的面貌，学术思想也相应地出现了转变。宋初，加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也要求有一套富有理性的哲学思想，取代以前僵化的儒家教条，这一时代的要求促使了北宋理学的产生。

理学的最初形态洛学，是由程灏、程颐建立的。它是北宋前期一百多年来，学术文化发展的产物，并且吸收了宋以前哲学思想的成果。例如，它的主要内容之一的“道统论”，直接继承了韩愈的学说;它的“人性论”，深受唐人李翱《复性书》的影响。它以儒为宗，吸取释道二家的理论观点，这种三教融合的学风，在隋唐就已开始，二程直接承受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启示。二程综合了前人的哲学思想，并且有能力融会贯通，构成庞大的体系，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中包含许多合理的因素，和过去的儒学有很大的不同，在很多地方超过了前代的儒家。它的特点在于，突破章句训诂的樊篱，直接探索五经的义理。重视内心的心得体会，废弃师承家法的束缚。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都是自家体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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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提出理作为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使古代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从天人关系转移到理气关系;理的思想内容，比天命论更富有理论色彩，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新的活力。二程自觉或不自觉地看到了哲学上的自然观、人性论和认识论的统一性，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每一个环节上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含有不少真知灼见，不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过了旧儒学。

二程创立的洛学在当时影响很大，门徒众多，仅知名之士就达88人;他们的学说从中原传播到大江南北，遍及全国。宋、元、明、清理学发展流传，形成许多学派，提出各种新说，其基本观点和骨架，都是二程那里开始确立的，二程不仅是宋代洛学的创始人，也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

程颢字伯淳，洛阳人，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他在“十四五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张横渠语录》)。十五六岁，从汝南周茂叔问学，嘉钓二年(1657年)举进士，出任主簿、县令一类的地方官。熙宁二年(1069年)由吕公著荐举，入朝任监察御史里行，后与王安石论新法不合，数月之内，上疏十余章表示反对，熙宁三年(1070年)被排挤出开封，到地方任职。熙宁六年(1073年)以后，在洛阳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他和其弟程颐创立了洛学，人称二程先生。程颢程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就其气质、倾向及对后世影响而言，也存在着唯心主义内部的分歧。程颢的哲学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下面几点：

(一)理一元论的世界观。理是程颢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他说：“天即理也”(《二程全书?遗书》卷十一)。他把天和理等同起来，作为世界万物的根据，合称之为“天理”，他说：“天理云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故大行而不加，穷居而不损。”(《二程全书?遗书》卷二上)又说：“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四海而准。”(《二程全书?遗书》卷二上)就是说：天理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恒存在的最高实体，又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最高准则。

程颢将天理又与道等同起来，他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遗书》卷一)。于是理既包括了天，又包括了道，形成了他万物一理的世界观。这个囊抱天地宇宙神通广大的理存在于什么地方?程颢认为藏在人们的心中。他说：“尝以心喻天(也就是理)，犹居京师(开封)，欲往长安…若要诚实，只在京师便到长安，更不可别求长安，只心便是长安”(《遗书》卷二上)。他说只要对此心“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同上)。圣人之学无他，不过是“独能体是(心)而已，何尝…外求乎”(《遗书》卷四)。程颢由此得出结论说：“心是理，理是心”(《遗书》卷十三)。这里，带着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和程颐有着很大的不同。程颢的这一观点，可以溯源于孟轲“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尽心上》)的说法。伊川也看出这一点，他说：“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明道)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一人而矣”，透露了程颢对孟轲的继承关系。王阳明对程颐有所批评，而对程颢则极为推崇，说明了他对南宋及明代心学的影响很大。

(二)先验论的认识论。程颢认识论的认识对象，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他把天理作为认识的主要对象。在程颢的哲学思想中，天理和仁是相同的，他说：“学者须先识仁”，这是入道的首要条件，“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识得此理，以敬诚存之”。他在《识仁篇》中说，认识了仁，也就认识了天理，包括万事万物之理。因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天地万物)为己，何所不至?”(《遗书》卷二上)对万物的理也就无所不知。

在这一前提下，程颢认识的途径不是向外界去追求，而是向内部返求诸己，他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便是约处。”(《遗书》卷二上)他认为天理自在人心，而且也是仁的归宿和源泉。在人的心中，天理具足。“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能够“当处便认取，更不必外求”(《遗书》卷二上)。

程颢认为，人的感觉器官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说：“耳目视听而不能远也，气有限耳，心则无远近也”(《遗书》卷十一)。更因为他的认识对象不是耳目可见可闻的物体，而是天理天道，“性与天道，非自得之则不知，故日不可得而闻”，所以他强调心的作用，“心得之，然后可以为己物”(《外集》卷一)，认识天理，只能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能得也”(《孟子?告子》)。这样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截然分开，使得他的认识论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程颢还现身说法地宣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卷十二)。怎样来体贴呢?他提出“诚敬存之”的办法来，教人们自己去体会而自得之，“存之既久，自能体认”。这种内省的体验，实际上是不用概念和推理，带有神密色彩的直觉。

既然以识仁和体贴天理作为目的，那么就不单纯是一个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伦理道德修养实践过程，他说尽心知性知天同时并举，“穷理尽性只是一事，才穷理便尽性，才尽性，便至天命”(《遗书》卷十八)。其次，因为“蔽于人欲，则亡天理”(《遗书》卷二上)，人生修养的“存天理，去人欲”也成为认识论的重要环节，形成理学将伦理道德与认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特点。

程颢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分析中，根据孟子人性论中的良知良能概念，纳入他的体系之中，他说：“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由于天，不系于人”(《遗书》卷二上)，这是先天具有的能力和知识，从而把他的认识论推向到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从“识仁”到良知良能，提出很多见解，构成了他一套认识论的体系，上承孟轲、周敦颐的遗说，下开王阳明良知良能心学派的先声，是我国中世纪哲学思想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程颐字正叔(1033―1107)，是程颢的亲弟。嘉钓元年(1056年)游太学，得到主持太学的胡瑗赏识，处以学职，吕希哲以师礼事之。其后未进入仕途，一直从事讲学和著述。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吕公著荐举入朝，任崇政殿说书，这时已五十四岁了。元钓二年(1087年)，因

议孔仲文奏劾，出京管勾西京国子监。他回到洛阳讲学，海内来学者日众。

绍圣四年(1097年)春，党

起，程颐被列入元钓邪党，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十一月，流窜浯州(四川涪陵)编管。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程颐移峡州(湖北宜昌)。并复其原官。崇宁二年(1103年)，范致虚对他奏劾，尽遂其学徒，复隶党籍，大观元年(1107年)卒。

程颐为学，自践履入，以主敬为主，笃信谨守，本于至诚，非圣人之书不观。生性严谨，刚毅宽厚，疏通简易。自谓平生不?茶，不观画，布衣疏食，冠襟必整，蔬饭必洁，不义之财一介不取。他比程颢只小一岁，多活了20余年，寿命比程颢长，成就也比其兄大，在哲学思想上二人基本相同，已见前述，其不同的地方略述于下：

(一)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程颐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理和气两大因素所组成。什么是气呢?程颐说：“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的，带有物质的性质，它是构成世界万事万物的素材。他又说，理与气不可分离，离开了阴阳之气，也就不存在空洞的理(《遗书》卷十五)，与此相同，“有理则有气”(《经说》卷一)，这都是承认气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程颐对气极为重视，他说，就理论而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这些都包含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但他又说阴阳或气来源于形而上的道，也就是说气归根到底是由道产生，回到了精神创造物质的唯心主义老路。

但程颐与程颢有很大的不同，程颢说，理即是心，归之于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主观精神。程颐却说：“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遗书》卷一《语录》)。表明理客观存在于天地间，甚至圣人也不能违反，而要按着它的规则行动。这就是说理不是心，也不不是心的产物，而是独立地创造万物的客观精神。这个客观精神的理普遍存在于万物，当然也存在于人心。理存在于心和程颢的“理即是心”在表面来看，区别很微小，但却有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原则的区别。也正因如此，在程颐的哲学中能以保存较多的唯物思想因素，并以此作为他许多创见的支点。

(二)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程颐认为理与气不可分离，天地万物各具其理。人们求知的认识活动，不能照程颢那样，仅仅求之于心，而是和外界事物广泛接触，发生多方面连系，格物以穷其理来获取知识。他把自己的主张概括起来说：“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接应事物，而处其当然，皆穷理也。”(《近思录集注》卷三)

程颐提出真知的重要性，他说的真知，是指来自亲身经历、有血有肉的知识，和空洞的言辞概念有着重大区别。他说：“向亲见一人，曾为虎所份，因言及虎，神色便变。……盖真知虎者也。”又接着说：旁边有人也同样地“说虎，非不知虎之凶猛可畏，然不如(其人)有畏惧之色”(《遗书》卷十八)。表明他对实践经验的重视。

他虽然承认德性之知，同时也强调见闻之知的重要性。他说：“闻见之知，…物交物则知之，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宋元学案?伊川学案》)就格物来说，“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有贯通处”(《近思录集注》卷三)，他认为，脱然贯通处，并不是靠涵养天性，使心性明净如镜后自然冒出，而是要经历过亲身接触事物的格物实践，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获得。程颐的认识论虽然仍属唯心主义哲学范围，但他的格物致知说中，包含了许多合理的思想。

(三)变易观点中的辩证思想因素。程颢得力于《孟子》，他向往颜回，推崇孟轲，性格上也接近儒家思孟学派的乐易学风，因而有着更多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程颐得力于《周易》，特别重视变易的思想，他认为世界万物，有阴有阳，有生有死，有始有终，是一个变易不居的大化流行的过程，他说：“屈伸往来，只是理，……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近思录集注》卷一)这些变易的原因，只是因为“天地之化，既是(阴阳)两物，必动而不齐”。(《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程颐对变易的道理确实坚信不移，甚至于连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提法，也据理给予否认，他说：“孔子谓：上智与下愚不移，然亦有可易之理，…使人肯学，亦有可易之理”。(《遗书》卷十八)以儒门正统自命的程颐，敢于对本门最高的圣人的名言提出异议，这种精神也是很可贵的。

(四)无神论的观点。理学的开创者程颐，具有明显的无神论思想，比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的态度要明朗得多。有人问他：名山大川兴云致雨，是山神所为吗?他说：“气之蒸成也”。人们又问：“既有祭，则莫须有神也?”他说：“只气便是神”(《遗书》卷二十二上)。他把气说成神，实际上是把迷信的神，复原为自然的气的变化和作用。他说：“今人……才有天旱，便去庙中祈祷，…于土木人身上讨雨露。土木人身上更复有雨露耶?”(《遗书》卷二十二上)，他把当时人们崇敬的庙中神像，直斥为一堆无知的土木。同时，他还在许多地方，揭露了白日飞升，长生不死等迷信的荒谬。这种反对鬼神迷信的态度和立场，形成理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对后世影响颇大。后来的理学家身上，多具有这一理性的积极因素，无不与鬼神迷信严格划分界限。甚至包括迂腐的三家村学究，也都能以反对鬼神迷信作为自己的职责，严守着同一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