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帮

还有一种地域性和行业性结合在一起的帮派，称×地×（行业）帮。湖南过去船运业发达，很多地方的船民在外埠建有该地的船帮。船帮是船民带有地域性的互助组织，清代漕运时即已形成。有以县范围组织和命名的××县船帮，如平江船帮、宝庆船帮。一县船民中又有专管某一段河流的船帮组织，如宝庆船商管理上山河的又组织了岣嵝船帮。

有几县联合组织起来的，如长沙、湘阴、善化、湘潭、浏阳五县联合组织起来的木帆船，往来江（江苏）湘间，担任漕运与食盐运输的“五邑帮”。益阳、安化船民联合组成的益安船帮，后又吸收宝庆、新化部分船民、?民，改称“宝安益”船帮。有一条水路上各埠船民的组织，如澧水流域的临澧、石门、慈利、大庸船民联合组织的九澧帮。船帮团结很紧，互助性很强，帮规很严。行船运输中互相帮助，帮中的船如若有难，见到的船只或码头上的人一定要鼎力相助。船到某地时，坐地者要为其安排食宿。如有船遇难，帮会要负责处理后事，若与外界发生争斗，要全力帮忙。

内河船只停靠的地方称为“码头”，过去被地方帮派把头把持，只准本帮船只停靠，外帮船只需要停靠在他帮的码头上，需要备礼去拜谒码头主，交钱纳税打招呼，俗称“拜码头”。否则非但不能停靠，还会遭到或偷或抢或被打砸，称之为“收灯油钱”的遭遇。有时停在河中数日不得靠岸。就是经得了允许，还要听从把头安排，不能图求方便择地停靠，否则轻者罚款、请客、放鞭炮赔礼，重者毁船伤人。

因此各地船帮力争在外地建立自己的码头，有的向当地购买地皮修建，有的申请官方拨地修建。有的地方为垄断码头权，不许外帮在本地建码头，使出各种办法加以阻挠。船帮为开辟一个码头，常常要请武艺高强的人打败当地力量，镇住当地势力，才能取得建立码头的权利，俗称“打码头”。因此出现许多惊心动魄的打码头事件。据传宝庆船帮在武汉设立码头就非常不易。宝庆人尚武，且好打抱不平，同乡人如遇外侮，便群起相助，所以外帮人非常惧怕“宝古佬”（宝庆人的外号），即使这样也没有镇服武汉人，让步同意让他们建码头。为保障自己的行船安全和停泊的利益，宝庆船帮在武汉建码头势在必争。当时的武汉人十分排外，因此武斗经常发生，虽经过多次武斗都是宝庆人获胜，但仍不许宝庆船帮在武汉建码头。后宝庆人获得了一次大胜，使得武汉人害怕起来，便提出“穿红靴子”的条件，说如果宝庆人中有敢穿烧红的铁靴子者，即允许宝庆船帮在武汉建码头。为了整个船帮的利益，宝庆船帮中居然有人答应了这个条件。是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位宝庆的老船工将一双赤脚伸进烧得通红的特制的铁靴之中，发出烫焦皮肉的嗤嗤响声和烧焦的臭味，惊得武汉人个个目瞪口呆，宝庆人个个痛心流泪。老船工以自己的痛苦和生命，为宝庆船帮在武汉打开了码头，争来一席靠船之地。尔后，宝庆船帮又争得在汉阳可停泊武胜码头、在武昌可停靠鲢鱼道码头的权利。宝庆船帮在汉口建码头后逐步发展，在码头旁发展成一条宝庆船帮专用的宝庆街和七条巷，居住宝庆人。

这些船帮延续了近200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省船舶总队将五邑船帮和平江船帮编为长沙第一大队予以统制，以供军差，为抗日战争运输做出了贡献。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船舶星散。1944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湖南后，所有大船全被毁坏，船帮解体。

渔业史上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为了互相援助，渔民必须相对聚居在一起，从而形成不同地域、不同捕捞形式、不同姓氏的船帮。每个帮内有公认的帮头。帮头组织祭祀、指挥生产，互不侵犯。帮主为大家办事不计报酬。帮内船生产时一起照应，有时两只船结合为“对子船”。四只船联为“一带”，作业配合默契，出力不计大小，分配不计多少，是一种遇事同心共处、有难大家同当的互助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