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边

乔纳斯?费边(Johannes Fabian)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先前曾在西北和卫斯里大学以及扎伊尔国立大学教书。著作有：《牙玛：堪特加的慈善运动》、《时间与异文化-人类学如何制造它的客体》、《语言与殖民权力》、《下面来的历史》和《权力与操作》等。费边对于人类学的最核心的贡献就是，他对人类学家写作背后的时间观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他指出，到处不难看到，“时间的人类学”是在建构它自己的客体，这些客体即是指野蛮人、原始人以及异文化。实际上，时间的世俗化是理解进化的时间观的最为基本的东西。他认为，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有关时间的概念，与向他提供信息的报告人所使用的概念大不一样。构成人类学知识的田野调查的实践，应该成为对人类学的话语作一般性的分析的切入点。在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的话语中存在有三种的时间：一种是所谓的“物理的时间”，这是寻求对现实的一种客观记录，包括对田野考察地点的人口生态和经济等状况的描记;在人类学的话语中，第二种意义的时间包括有相互关联的两种。 (1)“世俗的时间”，这种时间像是在发明时代和阶段，但它又与所有的时代拉开距离。(2)“类型学的时间”，这是指一种时间上的测度，但它并非意味着转瞬即逝的时间，也并非指一种线性尺度上的点，而是依据在社会文化上富有意义的事件，或者更确切地说依据这类事件之间的间隔。如像有文字与无文字、传统与现代、农民与工业、冷的社会与热的社会等等;而第三种对时间的使用是指“互为主体性的时间”，这种时间观反映的是当下社会科学所强调的人的行动和交往的沟通本质。当文化不再被想像成一套由特异群体的个体所实施的一套规则，而是将其看成是一种行动者在其中创造和产生出信仰、价值观以及其他社会生活手段的特殊方式的时候，人们便会认识到时间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建构的维度，不管人们是选择强调“历时的”还是“纵惯的”、历史的还是系统的研究方法，都是跟“长期”这个词有着直接的关系，离开时间是无法思维的。人类学中有关时间的一套完整话语，仅仅向我们显示人类学家们是如何在建构他们的理论以及形成他们的书写上使用时间的。在时间观念上，启蒙思想与中世纪的基督教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在中世纪的时间观念中，带有“拯救”意味的时间是带有包容性的和吸纳式的。异文化、异教徒或是不信教者都被看成是要受到拯救的上帝的选民。随之而来的对时间的自然化，则是把时间的关系看成是排他性的和扩展式的关系。由此对自然史的认识就从包容和吸纳，转向了拉开距离和分离。在进化论者的时间观里，野蛮人之所以有意义，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另类的时间里。我们已经获得的所有专门的民族志的知识，都会受到历史上所建立起来的人类学家的社会与他所研究的社会之间的权力和支配的关系。所有人类学的知识本质上来讲都是政治的。时间化并不是历史话语的一种偶然性的属性，时间性通过用一种“所指”提供给它的“能指”来构成了这样的一种语义系统。由此看来，时间被用来创造出了一种客体。还有人类学中的相对论的话语与时间上的拉开距离是内部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民族志的现在就是用现在的时态而对其他的文化和社会所作的说明。某种习俗、仪式甚至是一种整体的交换体系或者是一种世界观，都是以一个群体或部落或者是民族志工作者所偶然选定的单位为基础的。它描述和重新呈现了另外的一种文化;这就是这一门学科通过语言(象征)手段的一种再生产。费边坚持“反思”的立场而非“反映”的立场，他以为有如下理由：在人类学的话语中，将主体取消或者隐藏起来，常常会导致认识论上的虚伪。在人类学这门学科中，一种“视觉-空间的逻辑”(a visual―spatial logic)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功能论的主体、特殊主义的文化花园、量化论者的表格、分类学家的图示，所有的目标都是在于围绕着客体或者客体的印象，以空间的关系而相互组织起来的知识为其出发点。一句话，政治的空间与政治的时间都不是自然的东西。它们都是权力的意识形态所建构出来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