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如果从考古发现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元谋猿人算起，迄今已有170万年的历史;如果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文明时代算起，也有5000年之久。在这样漫长的过程中，秦文化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秦以前的中国文化，原始文化之外，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孔子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三代的文化，基本是一个体系，其依次承继，而又有所发展。秦之先祖，曾与夏商有过交往，特别是秦人崛起过程中，全面吸收继承周文化，“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这表明秦文化与三代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可是自商鞅变法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谓“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形成异于三代文化传统的全新的法家文化体系。它“非有文德”，“以贪财为俗”，“趣利无耻”。随着秦统一大业的完成，这种文化被推播到了全国。显然，法家化以后的秦文化，给三代文化划了句号，它揭开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汉兴，乍看起来，法家理论因秦的速亡而遭到猛烈的抨击，大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特别是汉武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更是对法家学说致命的打击。然而实际上，刘氏王朝并没有行儒家的仁政，而是坚持所谓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这种制度尽管披着儒家的外衣，但实质却仍是法家的那一套，故被称之为“外儒内法”或“儒表法里”。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无不遵循这一思想模式去治国治民。可见秦文化并没有因秦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于中国社会。有些研究者认为汉文化的主体是秦文化，看来不无道理。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确是近2000年中国文化之基石。而这种基石功能，更为集中地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秦文化奠立了大一统国家和观念的基础。

我国的国家形态，三代可以统称为邦国时期，其以小国寡民为主要特征。当然，这一时期还可再细作区分，如有研究者认为夏为族邦，商为方国，周为城邦等等。秦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邦国时期的历史，开创了大一统国家的新时代。自此而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曾多次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大一统毕竟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由于大一统国家的现实，也就造就了大一统的意识观念。从秦汉以来，大一统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大一统而奋斗而献身，直到今天，它仍是我们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追溯起来，这种大一统心理定势的形成，实乃秦文化的功劳。

其二，秦文化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

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秦是一个分水岭。其前，夏、商处在神权政治政期。以商代为例，其政事的决定，既非商王个人专断，又非贵族会议或民主大会决定，而是通过占卜请示上帝来令定。据文献记载，夏已有官吏设置，甚至还有“夏后氏官百”的说法。不过，从可考之夏代官吏来看，诸如“四邻”、“三正”、“羲和”、“太史”、“瞽”、“官师”、“遒人”、“大理”等，皆为氏族时期之巫吏、县老职务的分化，尚带有明显的原始社会痕迹。西周较之夏、商大大前进了一步，已进入贵族政治时期。其最高统治者有王、天子、天君、辟王、辟君、后等名称，王的左右置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皆为宗族长老，对王负有指导、辅佐、监护的责任。政府机构分为卿士寮与太史寮两大部门。前者为军政司法部门，以卿士(卿事)为首长，其下主要有三个政务长官司徒、司马、司空，合称“三有事”或“三事大夫”。后者是掌管历法、祭祀、占卜、文化、教育等事务的部门，以太史为首长。地方有国、邑之分，国为诸侯封地，邑为大夫封地。显而易见，三代政制比较简略，也比较松散，其事神重于治人。秦完全改变了这样的政制格局，代之以一整套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其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大臣主要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各自掌管一定的部门;地方设郡、县两级行政机构，长官直接由中央任命。这样一种“皇帝――公卿――郡县”的官僚科层结构及其制度，自秦到清，除了职官名称因时有所变化之外，基本模式并无更改。故谭嗣同叹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仁学》卷上);恽敬也感慨讲：“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①

;就连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亦挥毫写下了“千载犹行秦制度”的著名诗句。

总之，秦文化的历史地位极其崇高，极其重要。在外国人的心目中，“秦”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英语的“china”(中国)，经学者考证，即“秦”的音译。国外古文献中对中国的一些称呼，如“赛尼”、“希尼”等，亦均为“秦”之音译。由此不难看出，秦文化对于中国历史的巨大意义。

至此，我们又重新回到本章开头所说的秦文化的特殊性问题上来。通过上述，我们似乎可以更进一步体察到秦文化在中国地域文化大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当读者深入阅读本篇各章具体内容时，请务必要把握好秦文化的这种特殊性。要之，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秦文化当作一般的地域文化去进行剖析，而需要站在它实际拥有的全国性地位上去加以理解，加以认识。如是，方能得到秦文化之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