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化不同特点比较

第一，受封待遇不同。齐、鲁虽都是西周所封的功勋大国，但待遇明显不同。周人讲“亲亲”，同姓国、异姓国不一样对待。鲁周公不仅是姬姓宗亲，而且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再加上他开国制典的特大功勋，受封特别优厚。如封疆特大，方圆四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说：“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齐姜太公，虽也是贵戚勋臣，但是异性，受封时疆域只有百里。故“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这是待遇厚薄表现之一。其二，土地肥瘠不同，鲁地平坦肥沃，适宜于农业，开发较早，经济条件优越;“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地薄不生五谷，且开发晚，经济条件差。其三是政治环境不同，鲁地靠近内地，至周较近，且是商奄旧地，经济、政治、文化都较发达，再加上周公东征践奄之后，国际环境安定，易于发展;齐在东夷腹深重地，距周较远，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特别东夷方国势力强大，并未宾服，国际环境恶劣，民族矛盾尖锐。这从姜太公刚到营丘就国，莱国就派兵攻打，与齐争营丘，一争数百年，迫使齐胡公迁都，就是很好的说明。其四，鲁国享有保存宝器、典籍和祭祖先时奏天子礼乐的最高特权，还得有技术专长的“殷民六族”(《左传?定公四年》)，和祝宗史等一批文化水平较高官吏，再加上典籍充备，有利于文化的发展;齐国所处东夷旧地，没有鲁国那样好的文化条件。周王朝为了让齐国镇抚东部莱夷诸国，成王命召康公赐予齐国征伐特权，以“夹辅周室”。以上厚薄不同的待遇，对齐鲁两国的施政方针、经济、政治、文化不同特点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第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路子不同。首先是施政方针不同。《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这就是说，鲁国内外条件较好，一开始就按部就班地进行改革，推行周礼;齐国内外条件都差，为了立住脚根，一方面要对付外部强敌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要安定内部，处理好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不能像鲁国那样“变其俗，革其礼”;只能“因其俗，简其礼”。这样鲁国就较彻底的推行了周朝礼乐制度，较多地变革了东夷和夏商礼俗;齐国较多地因袭了东夷及夏商礼俗，周礼则相对薄弱。但照周公听了报政后的评价：“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鲁周公世家》)，肯定了姜太公的简易政策，而对伯禽的方针则不那么肯定。事后的发展，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用人制度不同。《汉书?地理志》记载：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

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弱矣。”

两人观点是对立的。姜太公指出了周公的“用人唯亲”路线的不足;周公也言明了姜太公的“尊贤智、赏有功”的用人路线的弱点。事实上两国以后都是按照既定用人路线用人施政的。齐国“举贤而上功”的路线，在齐桓公时得到了充分体现。齐桓公任用“非亲”的管仲、

朋、鲍叔牙、宁戚一般人，成就了“首霸”事业。 这个传统一直流传下来，至田齐时更有发扬，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鲁国则坚持用人唯亲，连孔子、墨子、孟子、吴起那样的人物都不任用，所以春秋以降，逐步衰微，直至先于齐国灭亡，应验了姜太公的预言。当然，周公批评姜太公“尊贤而上功”的用人路线的预言，也应验了，姜齐“其后二十九世为强臣田和所灭”(《汉书?地理志》)，姜齐为田齐取代。

再次，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子不同。鲁国依靠其土地肥沃，农业基础好的有利条件，发展农业，并且按照其祖先“君子无逸”的教训，提倡择瘠处贫，一方面开发新的土地，另一方面也锻炼自己，保证其“长王天下”。《国语?鲁语下》载：鲁国贵族公父文伯的母亲教育她的儿子说：“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这种重义而不轻利，主张用劳动培养善心且能自给自足的思想，与周公、孔孟的儒家一致，与墨家也不相悖。但是局限在农业。查文献记载，不见鲁国有提倡发展工商业的材料。这个贵夫人虽亲自纺织，但是为了自己穿用，不是为了买卖。当然，在春秋战国工商业十分发达的大气候中，鲁国有桑麻之业，受封时受有的“殷民六族”，都是有专门手工业的业技术的人，很有发展手工业的条件。说鲁国一点商业也没有是不可能的，大商人子贡不就出身于鲁国吗?但是，国家对工商业不重视，不大力提倡却是事实。

齐国不同，“负海舄卤”，土地瘠薄，不生五谷;田野荒芜，不宜农业。但是靠近海边，有鱼盐之利。为了生存，齐人在政治上“因其俗，简其礼”的同时，在经济上“辟草莱而居”，艰苦奋斗，因地制宜，“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通末利之道，极女工之巧”(《盐铁论?轻重》)。这一政策很快形成了传统。在后来齐国也重视农业，农业发展起来之后，重视工商业的传统也未丢掉。至春秋齐桓公首霸之时，利用管仲改革，“设轻重鱼盐之利”;行“三其国而五其鄙”之制，士、农、工、商“四民定居”;提倡发展工商业，规定设关卡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存放货物而不收钱，使商旅来往方便。对本国的商人，使其“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而察其乡之资，……负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对工匠也使“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以上均见《国语?齐语》)到了战国田齐时，齐国士、农、工、商四业并兴同发，国都“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靡”(《战国策?齐策》)，成为方圆15平方公里的繁华的工商业城市。

齐、鲁两国经济结构的不同，从货币的发展情况也可看出，因为货币是专用于商品交换的。齐国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是货币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据现在已发现的先秦古货币看，有环、铲、刀、布、贝等。而齐国只刀币就有多种，按其铭文有“齐造邦法化”、“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即墨法化”、“齐法化”等六种。(见《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而鲁国的货币则至今没有发现。

第三，社会风尚礼俗不同。由于两国的施政方针和经济结构的差别，必然会造成社会风尚和习俗的不同。这方面文献记载不少。《史记?货殖列传》载：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纹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也，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汉书?地理志》：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

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

这些记载说明，鲁国地少人众，经济不太富裕，故“俗俭啬”。但在文化上，因是周公封国，周公是周朝礼乐制度的制定者，其后代必然备加重视推行和坚持周礼。再加上周天子赐鲁“有典籍”的特殊条件，因此，周文化影响深，周公遗风重。“民有圣人之教化”，故“俗好儒”，“好学”，“上礼义，重廉耻”。正因为这样，周礼在鲁国较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至春秋“礼坏乐崩”时，“周礼”就“尽在鲁矣”了。齐国不同，地广人富，“俗弥侈”，“人民多纹布帛”;虽有周礼的影响，如“其士多好经术”，并且也保存古代《韶》乐，管仲还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但是总的看“礼义”约束不大，所以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声色狗马”，“夸奢朋党”，“持刺”、“劫人”，重功利，“矜功名”，“虚诈不情”，做出“无礼”之事，也不以为耻。春秋时齐国贵族庆封到鲁国去，行为无礼，鲁人赋《相鼠》来讽刺他，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连老鼠都有皮有体，作为人则无仪无礼，这样的人还活着干什么? 一定会很快死去。但庆封听了，“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至战国，齐国侈靡之风更盛。《战国策?齐策》记载苏秦在临淄所见风情是：“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苣坨者。”一派无拘无束、放情任性的风气。

在婚姻习俗上，鲁国讲究礼仪，“同姓不婚”已经由礼成俗，在社会上视为规范。鲁昭公到千里之外的吴国娶个姬姓女子，因同姓，受到国人非议，造成很大舆论压力，迫使鲁昭公娶不敢声张，死不发讣告，婚、丧皆偷偷摸摸地进行(见《左传?衰公十二年》)。可见这一礼俗的约束力量。齐国受东夷文化影响大，保留夷礼夷俗多，在婚姻上，不仅同姓通婚屡见不鲜，甚至还带有原始母系氏族婚制的残余。如齐襄公与其妹妹通奸，一直到死(见《左传?桓公十八年》);庆封讨娶同姓卢蒲氏女为妻(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崔武娶同姓东郭偃之妹(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等等。至于襄公“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留家“主祠”，就是原始社会族内婚制的遗俗了。

第四，学术风气和学术思想体系不同。鲁国由于周礼推行比较彻底，周文化成为较统一的指导文化，人们的思想比较一致，再加上农业经济较为单一，容易产生体系完整、保守、封闭，但却凝重，富有凝聚力的思想派别和思想体系。齐国对周礼推行不彻底，“因简”了当地东夷和夏商礼俗，多种礼俗并存，政治思想开放、宽松，经济上士农工商并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灵活多样，容易形成多种思想文化交织，百家之学兼容的学术派别和学术思想体系。孔孟儒学和墨家学说兴起于鲁国，管、晏、稷下学产生于齐国，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这是其一。其二，鲁国“用人唯亲”，言路狭窄，非宗室贵族得不到任用，许多饱学有志之士，如孔、孟、颜、曾、子思、墨翟等，都被排斥于政界之外，他们只有另辟他途。按当时的社会需要和形势发展，就是创办私学，收徒授业，研究学问，进行学术创造。儒、墨两家学说，就是这样形成的。鲁国文化的兴盛，不是国家倡导的结果，而是得利于在野的“士，”创办私学和学术研究。这种无“职守”、“言责”的专门研究也容易形成深刻而统一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派别。在先秦儒、墨并称“显学”，其思想体系之完整统一，其代表著作《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墨子》等的可靠性，都是无与伦比的。齐国不同，“用人唯贤”，贤者得到任用，其代表性的思想家如管仲、晏婴都得到任用。身为宰辅，有言责，有职守，不能放开思路去思考，放开言路去谈论。他们有权可以推行其思想主张，但政务在身又成为思想创造的障碍和局限。他们要对国君负责，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稍有疏失，会铸成大错，抱憾千古。因此，他们没有创立儒、墨那样的庞大学派，没有创造出儒、墨学说那样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没有留下《论语》、《孟子》、《墨子》那样可靠的个人著作。《管子》书中虽有管仲遗著，但大多数是管子学派在战国时期的著述，其中思想驳杂，各家各派都有。齐国学术的兴盛是靠国家的提倡和主持，如稷下学宫就是官办的高等学术研究院，那里虽然集中了各国的儒、道、墨、法、名、阴阳各家各派的优秀学者，但都是“不治而议论”，无言责、无职守的游说之士或留学生，各讲各的理，各立各的说，也没有形成像邹鲁儒、墨那样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打个比方，齐国的学术思想像一个大拼盘，鲁国的学术思想则像一个大团子。其三，齐鲁两国受封享有不同特权，对齐鲁文化不同特点也有重大影响。鲁国保有周朝礼器、典籍和周天子礼乐，因此形成了重礼义的“尚文”之风，邹、鲁之士，非儒即墨，儒、墨都是以文见长的，他们不大重军事，即使是懂得军事，也不多讲，因为他们重文而轻武，主张和平而反对战争。齐国享有征伐特权，姜太公又是大军事谋略家，这也形成传统，影响后代。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军事大国，产生了许多著名军事家和兵学大师，如管仲、田穰苴、孙武、孙膑、田忌、田单等。尤其是孙武、孙膑，与鲁国孔、孟两“文圣”，遥相对应，成为齐国两“兵圣”。这在先秦各国是没有的。“二孙子”的《兵法》不仅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兵家经典，而且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兵家、甚至企业家的共同武器。

我们说齐国缺乏像儒、墨那样的完整独立的思想体系，是从“文”的角度讲的，从“武”的方面看，孙子兵家思想体系是独树一帜的。孙子兵家思想体系的形成，除了齐国尚武的传统之外，还有二孙子的特殊经历。此二人，前半生遭遇都很坎坷，后半生都有辉煌的战争实践，这是其兵家思想体系形成的极重要因素。

第五，历史作用不同。文化的历史作用是由文化的内涵所含真理性多少决定的。内涵不同，作用也不同。但文化的历史作用不像政治、经济那样直接，有的文化在短期内能够看见成效，有的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齐、鲁文化的历史作用就存在这个差别。如何认识齐、鲁文化的历史作用的大小和历史地位的高低，必须从短期和长期的历史实践两方面去观察。首先，从短期齐鲁两国命运来看，齐国发展快，国力始终比较强大，比鲁国延续时间也较长，但中间曾经易姓，姜齐被田齐取代，而且最终也被秦国所灭。鲁国发展较慢，国力比齐国相对弱小，国运也较短，但却一姓到底，未被篡弑。这种不同的结局，虽然主要是由两国的政治、经济所决定的，但思想文化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齐国的强大与齐文化的优良传统分不开，如经济上多种经营，政治上宽松简易，军事上尚武崇民，用人上“举贤上功”，文化思想灵活开放，王霸并举，礼法兼用，注重实际，不尚空想，这些都对促进齐国国力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鲁国的弱小也同鲁国文化有关，其传统为农业经济单一，政治思想拘守“周礼”，比较保守。在那里产生的儒、墨学说，都主张积极进取，经世致用，但其理想色彩太浓。如儒家的“王道”、“仁政”、大同理想，在当时不可能被鲁国采用，而只能被视为“迂远而阔于情事”，搁置一边。墨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从其理想色彩讲，与儒家“王道”、“仁政”差不多;从其阶级性讲，代表劳动人民，要求打破血缘宗法政治，在中国古代根本无法践行。这样儒、墨两家对鲁国就无大作用。所以说，齐鲁两国的命运与其文化有关。但是，只看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主要的因素是政治、经济、军事。政治、经济、军事的作用是直接的、强硬的、快速的、短期就会见效的。而文化的作用，则是间接的、缓慢的、长期的、深层的、潜移默化的，短期内不大容易看到它的真正作用。但文化的历史作用却是长久的，经常起作用且力度极强的。打个比方，如果说政治、经济、军事、行政等是硬件，那么文化就是软件。硬件的作用可以立竿见影，而软件的作用则短期难见成效。但软件如滴水穿石，其力度是硬件无法相比的。再打个比方，社会的结构如同原子，经济、政治、军事是外表层的电子，文化就是原子核。电子十分活跃，极容易放出能量，放光放热，作用显见;而原子核则深居里层稳定保守，极不易显示其能量。但是其平时的凝聚力一旦裂变时放出的爆炸力，是电子所无法相比的。如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的强大凝聚作用就是如此。在中国近2000年的封建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曾经受过数次少数民族的入侵，多次造成分裂和“亡国”，但作为中华民族却在民族斗争中融合凝聚，越发展越强大，许多入侵、入主的少数民族都被凝聚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来，成为其中有机的一员。这个强大的凝聚力根源何在?就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世界古代文明古国的文化，没有一个像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完整系统、连续而从未间断过，儒学在里边起了中坚作用。

这样看，只局限于齐鲁两国历史和春秋战国时代来认识齐、鲁文化的作用大小，认为齐国强大是因为管、晏、稷下学开放灵活，鲁国弱小是儒家文化封闭、保守的观点，未免过于表面、片面，未免眼光太短了些。如果站得角度更高一些，起码能够俯瞰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会全面、深刻得多了。

当然，文化的内涵不同，作用长短也不一样。的确有些文化比较灵活、实用，作用见效快些，有些文化思想凝重、深沉、理想长远，那它的作用就长远、缓慢，如儒家、墨家文化就是这后一种;秦法家文化就属于前一种;齐法家介乎中间。故儒、墨学说对鲁国无大的作用，鲁国只能逐步走向衰落，先于齐国灭亡。齐国的许多派别，儒墨的影响较轻，齐法家礼法并重，王霸兼施，对治国发挥了积极作用，使齐国一度强大起来。但好景不长，鲁亡之后不久，齐国也被秦国所灭。秦国文化兴起在列国中最晚，但秦用商鞅变法，又采用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治国，结果比齐国发展更快，一跃而为一等强国，终于“一扫六合”，统一了全国。但作用更快，寿命也更短。秦法家随着秦朝的灭亡，败下阵去，不久把统治地位让给了经过董仲舒再次改造(第一次改造是孟子)的儒家学说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时代统治了2000余年，常盛不衰，像原子核一样凝聚着我们的民族，像中流砥柱一样，抗击战胜着外来民族的侵略，保证着我们伟大的民族和祖国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和大国之林，不断向前发展。这样看来，不同文化的作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短期效果看，秦法家最力，儒家最差;从长效看，儒家最强，齐法家次之，秦法家最差。因此，评价文化的优劣，一定要从长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