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派

战国、汉初道家学派。《淮南子??务训》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此派即以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相配，同尊为道家创始人，故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始以“黄老”并称。西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清静无为”之术，采取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政策。《史记?曹相国世家》记惠帝时，以曹参为齐相，“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黄老之术实为其时施政的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其要义。在哲学上，此派提出“静作相养，德疟(虐)相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十大经?果童》)等观点，含朴素辨证法因素，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以道家哲学为基础的政治学派。黄指黄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 老指老聃，是道家学派开山的祖师。战国诸子有一种风气，就是喜欢拉古代的名人来壮自家的声威，儒家尊尧、舜为圣人，道家就搬出黄帝来，将黄帝说成是自家的远祖，故有“黄老” 之称。不仅如此，道家还将自家的书假托黄帝之名，如《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 《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等。战国后期，老子的政治哲学已经产生广泛的影响，如申不害、慎到、韩非等法家人物讨论帝王之术，皆以黄、老为依据。随着大一统政治的形成，学术上也由 “百家争鸣”趋向综合，如吕不韦召集门客所编纂的 《吕氏春秋》，就是综合百家的尝试。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道家学者也兼采儒、墨之长，摄名、法之要，而自成体系，形成了黄老学派。黄老学派的基础是道家哲学，其最高哲学范畴是老子发明的 “道”，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就是不干预主义。黄老之学在西汉初期非常盛行，帝王大臣多崇尚黄老，如高祖、吕后行政都务在简约，萧何、曹参相继为相，也以 “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为宗旨。据 《史记》载，大臣陆贾经常在汉高祖面前称说 《诗》《书》，高祖骂道： “乃公居马上而得天下，哪里靠什么《诗》《书》!”陆贾说： “居马上得天下，难道也能在马上治天下吗?”然后历数历史上兴败存亡的教训，提出 “逆取顺守” 的理论，高祖便请他将这些道理写下来。陆贾奉命所写的 《新语》 就是综合儒、道的黄老之学，其中 《无为》一篇，开宗明义就说： “道莫大于无为。” 高祖称善。随后的文帝以俭约节欲自持，是个谦逊克己的开明君主，曾亲诣河上公学习 《老子章句》。他为政务在宽厚，推行无为政治，清心省事，轻刑缓狱，减省租赋，鼓励农桑，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文帝皇后窦氏是景帝的生母，据 《史记?儒林传》，她特别喜欢 《老子》，儒生辕固却不以为然，说： “此不过是家人言罢了。” 家人就是僮隶之属，这当然是故意诋毁 《老子》，太后因此大怒，要辕固徒手去跟野猪搏斗。幸得景帝同情这位儒生直言无罪，从旁相助，给了他一支匕首，才使得他幸免于难。景帝继位后，继续推行 “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的政策，创造了“政简刑清”而天下稳定、经济繁荣的奇迹，史称 “文景之治”。司马谈曾经比较当时流行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对黄老之学作了如下概述：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六家之中，司马谈最推崇的就是 “无为而无不为” 的黄老。这时，雄心勃勃、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已君临天下，黄老之学正悄然退下国家政治的舞台。

战国至西汉时期道家流派之一。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学派以道家思想为主流，兼采各家之言，有选择地吸收了法、儒、墨、阴阳、名等各家的一些思想因素。黄老学派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要使“民无它[志]”、“民无邪心”(《经法》)必须依靠教育，而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们“壹道同心”(同上)，统一思想认识。教育不仅对治国安邦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个人修养亦有重大作用，“见知不惑，乃知奋起”(《经法》)，即强调人们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才能振作精神，奋发有为。又进一步提出：“贱财而贵有知”的主张。(同上)轻财产，贵知识。黄老学派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君子”，《十大经》指出：“壹言而利之者，士也。壹言而利国者，国士也。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知以辨之，强以行之，责道以并世，柔身以寺(待)之时”。黄老学派所培养的“君子”，变“无为”为“有为”，即有儒家“君子”的积极用世风度，也有法家“法士”的勇敢进取精神。黄老学派主张以智、德、军、体等多方面教育内容去培养“君子”，认为“文则[明]，武则强”(《经法》)。在教育原则和方法方面，黄老学派也提出了一些见解，如：虚静谨听，他们认为，应虚心地、聚精会神地学习，才能猎取各种有用的知识;握一知多，是又一重要原则，《经法》言：“握一以知多”，意即要善于提纲挈领，抓住各种知识的“本”和“要”，才能掌握整个知识体系。颇近儒家“一以贯之”的教育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