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流民

唐中期后，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很多农民破产流亡。安史之乱后，情况更趋严重，类似百姓流散，户口“十不半存”(《唐会要·逃户》) 以及“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荒者，百不四五”(《唐会要·租税》)的记载，不绝史书。据统计，安史之乱后，国家户口数骤然从九百万户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其中，据上元元年(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而纳税人口只有二百三十七万零七百九十九： 比天宝十四年(755年)减少国家控制人口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减少纳税人数五百二十一万零四百三十二 (《通典》卷七)。可见，人口死亡和人口流亡的情况严重。德宗以后的唐末政治更加黑暗，皇帝腐朽，官吏贪污成风，对老百姓竞相搜掠，繁重的两税剥削之外，又巧立名目强加苛捐杂税，使民无力负担，官僚、地主豪绅往往又凭借权势，将其应交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政府反将逃亡人户的赋税，摊派到未逃之民的头上，进一步迫使农民逃亡，形成恶性循环，致使流民问题益发不可收拾。民“处处流散”、“大半逃亡”、“盗贼并起”已达相当尖锐的程度。《旧唐书·李渤传》记：“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它州县大荒相似……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全唐文》卷八○四)。人民转徙流移，无路可走，最后只有奋起反抗，致使流民成了唐末农民起义的主力。即史书中所云：“所在群盗，半是逃户” ( 《资治通鉴》 卷二五○、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