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

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关于未来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最早出自《礼记·礼运》对远古“大同”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政治和平，官吏民选；社会安宁，人人安居乐业，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思想实际上凝结了《礼运》作者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和人与人之间纯朴关系的追求。近代思想家赋予“天下为公”的理想以新的性质和内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把它揉合到基督教关于“天国”的教义之中，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农民对民主、平等和幸福的追求，并力图在《天朝田亩制度》等政策中付诸实践。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在他的《礼运注》中把“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社会的根本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提出公政府、公农、公商、公产业，诸凡一切治生之产，悉归于公有。在这个社会中，“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神之殊，无男女之异”；“人人皆公，人人皆平”。孙中山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最高的社会理想，并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学说结合起来，把“天下为公”作为对“民权主义”的解释，提出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消灭经济上的贫富不均，把有关国民生计的工矿企业、交通、银行收归国有等社会主张，并进而把天下为公解释为社会主义，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根源于古代的大同理想，认为孔子设计“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形于事实”(《孙中山选集》)，因而他号召革命党人为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而奋斗。“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