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 富国策书名。北宋思想家李觏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全书十篇，其主要思想：仁义和利欲是人类本性的要求，“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为发展农业，足衣足食，必须“先行抑末之术”，驱民归农、增加农业者，然后“限人占用，各有顷数，不得过剩”，对未开垦的土地，则任人垦辟，数量不限；“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即从减轻百姓赋税入手，以增加生产的兴趣，减少社会游民；节省军费开支； 铸造“法钱”，以杜绝私铸，解决钱荒问题等。 富国策宋代论述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著作。北宋李觏著。李觏(1009—1059)，字泰伯。南城（今属江西）人。出身寒微。曾创建旴江书院，故又称旴江先生。晚年经范仲淹等人的推荐任太学助教，后又任海门主簿和太学说书。三十一岁作《富国策》。
《富国策》值得注意的经济思想有：一、否定“贵义贱利”的儒家传统观点，成为先秦以后公开主张“言利”的首倡者。“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伐，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国焉”(《第一》)。把重视物质财富的思想提到了比前人更突出的地位，认为富国是办好政治、军事、礼制、外交等一切国家大事的先决条件，并且针对贬低重视财用之人的正统儒家观点，称讲求富国之道的人为“贤圣之君”。富国并不只是单纯的财政问题，而是如何做到“强本节用”即发展生产和节约消费。把财利和发展生产、节约消费相联系，作为富国的途径，这在先秦以来的经济论著中是罕见的。
二、对传统的“谷贱伤农”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未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第六》)。认为农或商既可能出售谷物也可能购进谷物。农民在收获后，由于多种原因急需现金，纷纷出售谷物，致使市场价格低落，而商人又复乘时罔利朘削，故谷贱是伤农而利末；新谷出售后，农民存粮不多，食尽后又向市场购买，于是粮价大涨，商贾又乘时操纵，故谷贵亦伤农而利末。这是对当时农村的各种商品关系和复杂的经济活动作了真切分析后，所得出的正确的独创性的结论。
三、从商业经济角度分析专卖制度。长期以来，反对专卖政策的理由基本上都是“先王不与民争利”。《富国策》第一次从商业经济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在反对盐专卖的论点中提出了四个使官盐滞销的原因：一是由于经办人掺假使盐质败坏；二是官盐店数量少，不便于人民购买；三是由于每人食用量不多，使人们不高兴到官盐店购买；四是官盐在运输和贮藏过程中变质。而官盐专卖的这些缺点恰恰是食盐自由运销的优点，所以“公盐贵而污，私盐贱而洁”。亦以同样理由反对茶专卖。主张盐、茶由商人自由经营。这样从商业经济角度反对盐、茶专卖，表现了对市场竞争的理解，反映了对待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态度。
四、认为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造成了劳动者和土地的分离，严重阻碍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在这情况下，贫民无地可耕，只好“逐末”、“冗食”，靠做小商贩、当帮闲或靠不经常的、非正当的职业维持生活，否则就只好去做租种土地的“浮客”（佃户）；而“富人虽有丁强，而乘坚驱良，食有粱肉，其势不能以力耕也，专以其财役使贫民而已”；这样必然造成“贫者欲耕而或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的劳动者和土地相脱离的状况，“田广而耕者寡，其用功必粗”(《第二》)，农业生产自然无法得到发展。这里触及到了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此书还讨论了货币、财政等方面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富国策”一词，在中国近代成为经济学的最早中译名。从中可见此书在中国经济思想中的深刻影响。
《富国策》共十篇，编入《旴江集》(又称《直讲李先生文集》)。有明清多种刻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李觏集》标点本。 富国策三卷。英国法思德（生卒年不详）撰，汪凤藻译。法思德，英国著名学者，自幼失明，仍矢志勤学，终成栋材。先任英国国学教习，后提升为英国会大臣，凡英国政务涉及法思德所学范围内，无不与他商议后再作决策，故法思德将他平生所学知识撰成此书。汪凤藻是北京同文馆副教习。《富国策》三卷，卷一论生财；卷二论用财；卷三论交易。其所论内容，即为传统经济学三大纲领。此书译文颇为简洁、明了，辞足达意，便于阅读。在西方传入的经济学专著中，《富国策》为最先译成中文的，也以此书为最好，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学理论发展具有一定价值。书前有丁韪良所撰写凡例，称译文脱稿后丁氏详加核对过。有同文馆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