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1909—
湖北长沙人。幼年就读私塾，随祖父诵习经书，奠定了坚实的古文基础。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大学，从学于钱玄同、吴承仕、余嘉锡、黄节、陈垣诸师，获益良多。1931年又正式拜在黄侃先生门下，成为“黄门弟子”。叔父杨树达的经常指点与教诲，尤具重要影响。大学毕业，至著名将领冯玉祥处供职多年，以后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中学和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执教。1960年调入中华书局，从事古籍的整理研究和编辑业务。曾任中华书局编审、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国家文物局咨询委员、孔子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中国先秦时代的文献，是他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长期以来，杨伯峻先生对《论语》、《孟子》、《左传》这三部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名著，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编著出版《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这三部著作，凝聚着作者大量心血和主要学术成果，是对古代散文整理研究的杰出贡献，业已成为备受中外学人欢迎的读本，享有盛誉。此外，他早年还撰有《列子集释》，1958年龙门联合书局出版，1979年经修订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又被列入中华书局编辑的《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出版。
在研治先秦散文名著的实践中，杨先生形成并建立了一套富有个人特色的注释、译文、词典三位一体的整理方法，即选定一部价值高、影响大的古书，在充分搜集、提炼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首先撰作注释，接着将原文翻译为现代语体文，最后编出该书的词典。三个部分，各有所主，互为补充，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注释力求通古今、集大成，译文注重准确、流畅、通俗、词典服从实际需要。这套方法，贯彻了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兼顾的原则，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赢得了广泛的不同层次的读者的欢迎。
在对先秦散文作专书整理研究的同时，他又从总体上对先秦文学进行了考察。这方面的探索，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我看先秦文学和〈礼记·檀弓〉》一文(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文章认为：先秦文学的范畴，应该突破某些狭隘的观念，拓展到传统的经、史、子、集各个有关部类。在勾勒先秦文学概貌时，强调《左传》“既是最早的编年史，又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为历代散文家的示范品”；《战国策》“文采绚烂，巧喻连犿，足以打动人心”；《论语》里有较长的叙事小文，多为简洁生动的精品；《孟子》文胜于理，气势磅礴，以气压人；《荀子》理胜于文；《庄子》“以汪洋恣纵、千奇百态、滑稽突梯、嬉笑怒骂的文章从多方面表达他非一般言语所能说出的思想境界”；《吕氏春秋》和《韩非子》都有不少好文章。并且特别剖析《礼记·檀弓》里的几节文字，指出其中包含了被一般人所忽略的先秦叙事短文的上乘之作，值得引起先秦散文研究者的重视。
他还非常注意从语言学、训诂学角度对古典文献作纵向研究，撰有《中国文法语文通解》、《文言语法》、《文言文法》、《文言虚词》、《古汉语虚词》、《古汉语语法》等多种专著。1984年3月岳麓书社出版的《杨伯峻学术论文集》，收录1948年到1982年撰写的30篇论文。他在八十高龄之际谈及治学心得时说：虽然天赋不高，可是我认为勤能补拙。一生的优点不多，比较自信的是不浪费时间。还说：一般都是有目的地读书，先拟好一个题目或书名，再尽可能地搜集并研究资料，胸中有了腹稿，一气呵成；再仔细地看一遍，稍事修改和润饰。最好是不忙于发表，放一段时间，再多读书，细细推敲，或许可以多避免些缺点。肺腑之言，动人心弦；经验之谈，足启后学。(参看《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