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薛福成 |
| 类别 | 中文百科知识 |
| 释义 | 171 薛福成他是近代早期维新派的重要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也同王韬等早期维新派一样，具有反抗侵略、要求变法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等鲜明特色。他曾于1889年出国，先后为英、法、意、比四国出使大臣，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工商生产和活动情况。因此，他著书立说，大力宣传机器工业的优越之处，主张中国建立发展机器工业，达到国家富强之目的。他认为西方“立国以商务为本”，中国要想强盛也必须彻底抛弃重农抑商的封建传统。他认为商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握四民之纲”，发展商业，“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主张以商为中心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后来又提出了“工实尚居商之先”的论断。他曾经是一个绝对人口过剩论者，认为清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口已多到无法应付的境地，曾提出“非移民国外不足以补偏救弊”。后来，他目睹了西方国家发展近代工商业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事实，也主张“用机器殖财养民”，即发展大机器工业，解决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 045 薛福成1838—1894清末外交官。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初入曾国藩幕府，后随李鸿章办外交。1879年著《筹洋刍议》，主张改革政治，发展资本主义。1889年以左副御史身分出使英、法、比、意四国。针对清政府外交上的弊病，建议：“宜厚于交往，严于交涉。”认为中国“三拜九叩首”礼，是“虚礼而受损非计之得也”，其建议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重要改革。 166 薛福成1838—1894近代散文家、外交家。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其文长于议论，既洋洋洒洒，又谨严有序，有较强的说服力。亦长于叙事，行文明晰流畅，善作剪裁，描写生动，《出使日记》中的《观巴黎油画记》传诵尤广。著有《庸庵文集》。今人编《走向世界丛书》收入其 《出使日记》。 薛福成1838—1894Xue Fucheng近代散文家、外交家。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自幼受时代潮流影响，轻视时文，不为诗赋，致力经世致用之学。曾入曾国藩幕府，参与洋务，后随李鸿章办外交。中法战争中，任浙江宁绍台道，击退法军进攻。晚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为文学亦要求经世致用，辞有义法。继承桐城派古文传统，又不受其束缚。有政论、史论，雄辩谨严，针砭时弊。文以《筹洋刍议》最有名，表达通过变法，革新政治、振兴工业的主张。另有记叙文字，叙述生动，载事翔实，兼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著作编为《庸庵全集》。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同治六年(1867年)初入曾国藩幕府，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同治八年(1879年)撰《筹洋刍议》，主张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兴办工商业，提出变法主张。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道台，与提督欧阳利见在镇海击退法舰进攻。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赞成君主立宪制度。认为“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主张鼓励工商立国，效仿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商业，用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富，不可强。体现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清末外交家，改良派思想家。早年为曾国藩的幕僚，后任浙江宁绍台道和湖南按察使等职。晚年以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为清朝重要外交使臣。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洋务派到资产改良派的过程，同样，他的人口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绝对人口过剩”到“殖财养民”的过程。最初，薛福成与汪士铎等人一样，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而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已到了不能再增加的地步，已经到了“昔供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庸庵文外编》卷一)，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人民贫困的绝对原因。说什么中国土地已“垦辟无余”、“人无遗力”了 (《庸庵文外编》卷一)，只有靠移民出国解决人口问题。薛福成出使欧洲后，改变了人满为贫的观点。他研究欧洲土地并不多，人口密度也很大，但民不贫，认为是“为能漫其生财之源也”(《庸庵海外文编》卷三)。为此，提出国家的贫富，关键不是人口多少，而是生产是否发达。认为要解决人口贫困的问题，必须“殖财”，重“漫财之源”。当务之急是发展大机器工业生产。提出 “用机器殖财养民”(《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抵制西人势力的扩张，于强国、富商、养民皆有利。虽然薛福成对资本主义制度人口过剩的问题认识不到，但他开源殖财养民的观点与前人相比，有明显的进步。另外，在人口质量方面，薛福成以为人口质量表现在外形和内智两个方面。而影响人口质量的因素，主要是人种和地域条件。他认为人种分贵贱，中国人和欧洲人是高贵人种，所以人口质量高。他还认为，处于地球温带的人口质量最高、热带人多而无才，质量差。他说： “大抵地球温带，为人物精华所萃。寒带之极北，则人物不能生。热带之下，人才不生”(《庸庵海外文编·赤道下无人才说》)。薛福成虽然能从“内才”、“外形”两方面全面地分析人口质量，但认识不到人口质量的高低的主要因素是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至于人种贵贱论，肯定是荒谬的。 薛福成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认为人口的迅速增加，其结果是“昔供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昔居一人之庐舍，而今居二十人”(《庸庵文外编》)，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只有学习西方经验，广开财源，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良策。“西洋富而中国贫，以中国患人满也。然余考察欧洲诸国，通计合算，每十方里居九十四人，中国每十方里居四十八人，是欧洲人满实倍于中国矣，而其地方膏腴又多不逮中国。以逊于中国之地，养倍于中国之人，非但不至如中国之民穷财尽，而英法诸国多有饶富景象者，何也？为能浚其生财之源也”(《庸庵海外文摘》)。为此，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来增加人口的就业机会，并向国外移民，输出劳务，达到“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二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的效果。他还十分重视人口的质量，认为人口质量有高低之别。质量高，其面目“文秀”、“白生”。体格“魁健”，才智过人；质量低，则“面目黝黑，形体短小”，“筋力”不勤，“神智”昏懦等。参见“历史”中的“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外交官。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初以副贡生参曾国藩戎幕，继随李鸿章主办外交。1884年调任浙江宁绍台道，在镇海抗击法军。1889年任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主张变法自强，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著有《庸庵全集》。参见“人口学”中的“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近代散文家，外交家。著有《庸庵全集》等。他曾师事曾国藩，是“曾门四弟子”之一。他推崇桐城派，长期与桐城派文人为伍，但却比较注意“经世致用”之学，极力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他认为“变法”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规律，只有实现“迭变之法”才能“变古以就今”。他驳斥了封建顽固派的那种效法西人是用夷变夏的谬论，指出语言、风俗，中外是不同的；“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则是相同的。他认为中国的士大夫只在八股、试 、小楷上耗费时日，“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实际上是一无所能。因此他呼吁“变旧法”，“除积弊”，主张“治术学术”要“专精”，甚至还提出要改变科举旧制的要求。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也不可能摆脱孔孟之道的羁绊，“舍儒教，吾谁与归”，则反映了他思想的落后和保守。在散文创作上，他虽也曾高谈“义法”，但却很少去写那些“阐道翼教”的敷衍应酬文章。他著作的文字别具一格，不仅没有酸臭的八股腔调，而且还突破了桐成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把散文的写作与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他的作品，对近代散文内容的改革，形式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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