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业学大寨的偏向和消极影响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期，对于大寨经验的总结和推广还比较实事求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大寨的宣传和评价无限上纲。什么“阶级斗争的样板”，“全面专政的典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典范”等等。农业学大寨，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学大寨，而成了适应“文化大革命”中 “左”的错误倾向需要的工具，农业学大寨运动被引上邪路。“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对其他先进典型单位动辄加上“黑样板”、“假典型”的罪名，甚至把苏州地区这样一个每年提供10亿多公斤商品粮、200多万头商品猪的先进单位，也说成是“唯生产力论的黑样板”。而大寨的一些做法强迫各地农村一律照办。大寨 “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其他地方也就要放弃搞集体工副业和多种经营；大寨“堵资本主义的路”，关闭集市贸易，“割自留地尾巴”，取缔家庭副业，其他地方也得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砍掉等等。由于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搞成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运动，强调大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把党在农村中许多正确的经济政策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判。这种乱批乱斗不可避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挫伤了许多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本来应该快速发展的农业生产因此而大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