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的诗文创作

一、三曹的诗歌创作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建安时期是诗歌形式多样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诗歌的语言形式从四言发展到五言。到了建安时期，五言诗已成为文人诗的主要形式，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诗歌形式特点的则是曹魏父子的诗。他们创作技巧纯熟，不但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他们的作品中，四言、五言、七言、杂言无不具备，为诗歌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开启了前奏。曹操的四言、曹丕的七言、曹植的五言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曹操 (公元155―220)，字孟德，沛国谯 (今安徽省亳州县)人。他的父亲曹嵩，《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说： “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只知道他是汉桓帝时曹腾的养子，后官至太尉。曹操出身官宦家庭，“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20岁举孝廉，曾因 “能明古学” 被汉灵帝任为议郎。黄巾起义时，官骑都尉，起兵镇压黄巾军，实力不断壮大，成为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建安元年 (公元196)，他迎献帝都许(今河南省许昌东)，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著有《魏武帝集》，已佚，今有辑本 《曹操集》。

曹操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又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 ( 《魏志?荀?传》 引 《魏氏春秋》)，不但把有 “治国用兵之术” 的人集中在自己的手下，而且还收揽大批文人学士。当时集中在邺 (今河南省安阳北) 下的文人，很多都是有才华的诗人，而曹操则是他们的保护人和诗歌创作的先导者。《文心雕龙?时序》说：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曹操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深刻地洞察社会，创造性地写出许多揭露社会矛盾、反映乱离现实、被称为具有 “建安风骨” 的诗篇，为 “建安文学” 奠定了基础。

曹操现存的20多首诗全是乐府歌辞。史家说他 “登高必赋，及造新诗，披之管弦，皆成乐章” (《三国志》注引 《魏书》)，可见他不仅是个诗家，而且是个爱好音乐的行家。在诗歌创作上，曹操继承了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乐府旧调旧题写新内容，把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出来，因而被称为 “汉末实录” 和 “诗史” (钟惺 《古诗归》)。例如，《薤露行》 和 《蒿里行》就是以挽歌写时事的：

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 《蒿里行》)

曹操在 《薤露行》 中追述了由于汉朝统治者的无能，酿成董卓之乱，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毁灭性的灾难; 在 《蒿里行》 中，则严厉地指出袁氏兄弟对当时社会应付的罪责，并概括地描绘出那些混战所造成的社会惨像。《薤露行》、《蒿里行》均为挽歌类的乐府旧题，曹操利用其原来具有的悲哀色调，来叙写令人感到伤惨的时事，通过那个丧乱时代的真切描写表露了诗人伤时悯世的感情，写得苍凉激楚，形象鲜明。又如《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军旅征戍生活的痛苦：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拎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 《东山》 诗，悠悠使我哀。

( 《苦寒行》)

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举翅万余里，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 神龙藏深泉，猛虎步高岗。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 《却东西门行》)

前者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后者抒发征夫怀乡之情，是对战争生活的真实写照，读来如历其境，深切感人。

曹操的另一部分乐府诗，如《对酒》和《度关山》，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反映。

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于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 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 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度关山》)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 《对酒》)

这两首诗思想内容大致相当。《度关山》强调执政者应当厉行勤俭，守法爱民，反对过度役使百姓。《对酒》则具体描绘了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 为君的贤明，为臣的忠良，个个都讲礼让，无是非争讼，官吏不上门催租逼债，执政者赏罚严明，都像父兄一样爱护百姓;老百姓则安心农业生产，大家都过着丰衣足食的和平生活，老人得终其天年。这当然是作者所想象出来的社会生活图景，但它和 《度关山》等诗篇相互表里，生动地体现了曹操的社会政治理想。此外，《短歌行》和《龟虽寿》则表现了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这两首诗是曹诗中的四言名篇，作者悲凉慷慨，以浓烈的抒情气氛表达了自己统一天下的志向，以及为完成未竟事业继续奋发的胸怀。

曹操的四言抒情诗尤为人们所称颂，后人说他是 “复兴四言诗”的作家。沈德潜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因为四言诗自 《诗经》 以后，日趋萎靡，逐渐为五言诗所代替，很少有佳作出现，而曹操却创作了不少四言佳作，“以情纬文”，使四言诗再度焕发出生命力。如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于一个心中急欲争取以为己用的人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苦闷心情。诗的开始抒写的感到人生短促，欲借酒消解的忧愁，即是由那种苦闷的心情中翻出的。尽管如此，他仍不能忘怀，把这种心情曲折吞吐地抒写出来，表现得那么恳挚缠绵，一往情深。其中有许多 《诗经》 的成句，如 “青青子衿” 二句及“呦呦鹿鸣”四句，在他充沛的感情及磅礴的气势的调度下，在整个诗篇里达到融合无间，使人感不到一点补缀的痕迹。这首诗整篇运用比兴的手法，以各种事物形象隐喻地表达自己复杂曲折的心情，吞吐隐约，异常耐人寻味。曹操的 《步出夏门行》 四首也是其四言诗的代表作，其中第一首 《观沧海》 和第四首 《龟虽寿》 特别值得注意：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 《观沧海》)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 《龟虽寿》)

前一首是一首较完整的写景诗，是诗人北征柳城途经碣石时所作。诗中描写诗人观望沧海的感受，从对于无比壮阔的景物描写中，披露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其中 “秋风萧瑟” 六句，以观沧海时产生的玄想，淋漓尽致地形容出水天空阔、浩淼无边的景象，尤为世人推赞。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完全写景，成就突出，在鲍照、谢灵运以前是很难见到的。后一首大致言人生尽管有时而终，但不应完全听天由命，还可以凭借人事的努力，尽可能获得年寿的相对延长，表现了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尤其是其中 “老骥伏枥” 四句，显示了志士不甘衰老无为的奋发气概，常为后代无数英雄志士所击节歌咏而不置。曹操的四言诗内容充实，感情真挚，既继承了 《诗经》、《楚辞》 的优秀传统，又不为传统所拘束。清人吴乔指出：“作四言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围炉诗话》)近人范文澜也指出： “特别是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 ( 《中国通史简编》)曹操的四言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人如嵇康、陶渊明等有成就的四言诗创作都深受其影响。

总之，曹操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他豪迈纵横、苍凉悲壮的独特风格，是那个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他的诗不仅开创了建安文学一代诗风，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他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作法，也给后代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例如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诗和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都可以追溯到曹操的乐府歌辞上来。

曹丕(公元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太子。二十五年曹操死，继为丞相及魏王，不久即自立为皇帝，年号黄初，在位七年。曹丕的抱负远不及曹操，他缺乏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和进取精神，在政治上向往汉文帝式的 “无为而治”; 但他很有文才，博通群书，爱好文学，努力于著述，据史书记载，曹丕写过许多辞赋、诗歌以及散文，“所勒成垂百篇” (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现存完整的诗歌约有40首，或全或缺的辞赋约有30篇。有 《魏文帝集》。

曹丕生活的主要时期是三分天下既定之后，环境比较安定，政治生活也比较平稳，他和文士们结成诗朋酒侣，“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与吴质书》)。当时邺下文人集团，也都以他为中心，开展著述和创作，这对于建安文学的发展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

曹丕的诗歌内容远不及曹操丰富，也不如曹植泓深，但就作家而论，曹丕也不失为建安诗人中成就较高的一个，他的一些诗也称得上时代的名篇。曹丕的诗歌，绝大多数是乐府，也有着较高的成就。其中如《善哉行》一首，通体语言精雅，情意隽永，不失为一首较成功的四言诗; 至于诗中所表现的游子他乡、人生如寄的思想感情，在他的作品中也是常见的。向民歌学习是建安诗人的一个共同点，曹丕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他的诗取材于“闾里小事”，偏重抒情，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作品较多，而且形式多样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有，语言通俗明快，有较浓郁的民歌风味。如 《清河作》、《代刘勋出妻王氏作》、《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杂诗》等，都是模仿民歌来抒情叙事的。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 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 《杂诗》 其二)

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涯。钓竿何珊珊，鱼尾何弘弘。行路之好者，芳饵欲何为。

( 《钓竿行》)

前者写游子思乡之情，用比兴手法把游子身不由己、流落他乡的境遇和惴惴不安的抑郁心情，表现得真切感人。后者描写纯贞的爱情，用富有象征性的隐喻刻画一个少女对爱慕她的路人表示的情意的态度，含蓄有致，显示了女子对丈夫爱情的专一，歌颂了夫妇纯贞爱情。

此外，曹丕还有几首诗是描写出征内容的，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 《黎阳作》、《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的描写，《陌上桑》 写从军出征的战士的所见及悲怆心情，《令诗》写丧乱之久及人民死亡的惨状，《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写与妻子别离之状，这些诗作皆情致凄恻，哀婉动人，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曹丕的诗歌创作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开始以完整的七言体写出的 《燕歌行》二首。它们的内容，仍不出以前诗歌中常有的思妇之情，而其藉完整的七言体表达出来，则是具有独创性的。兹录 《燕歌行》 第一首于下：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蝉联而下，一气呵成，用细腻而委婉的笔法，刻画秋夜思妇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深细入神，全诗声调铿锵，语言清丽而富有抒情色彩，是它以前的作品所不能企及的。这首诗是现存文人诗作中最早、早完整的七言诗，诗句完全摆脱楚辞句中夹“兮”字和张衡《四愁诗》首句夹“兮”字的作法而进入七言诗的范畴，对七言诗的形成与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

曹丕善于摹仿乐府民歌，其诗语言明白如话，最倾向民歌化，而成就较高的是五言和七言。有些诗歌形式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大墙上蒿行》，长达364字，气魄不凡，句式有长有短，参差变化，灵活自由，尤为后人所效仿。王夫之 《古诗评选》评价这首诗说： “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说得极中肯。曹丕的诗歌语言精醇，气调谐婉，在艺术上达到了成熟境界，具有与 《古诗十九首》类似的风格，在中古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曹植(公元192―232)，字子建，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钟嵘《诗品》称为 “建安之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曹植是建安诗人中现存作品最多的一个，诗有80多首，辞赋、散文或全或缺的共40余篇。这些作品词采华茂而劲健质朴，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和他自己的独特风格，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

曹植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他从小就爱好文学，十多岁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并能“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他在 《文章序》 里说： “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 他自己曾删定少年时代作品，编成《前录》18篇。正因为他“少小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长于文学，在兄弟中又表现得最有才能，所以曹操以为他 “最可定大事”，曾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但是由于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 《三国志 ?陈思王植传》)，引起了曹操的不满，结果立了曹丕为太子。曹植作太子不成，反为曹丕所猜忌。曹丕当了皇帝后，就不断对他进行打击迫害，首先是除掉了一向拥护他的丁仪和丁翼，然后又借故贬了他的爵位，接着又不断变换他的封地，并对他严密监视，不许他参与朝廷政事，不许他与其他封王来往。尤其是任城王曹彰无故暴死后，曹植更加提心吊胆，朝不虑夕。曹丕死后，明帝曹?即位，曹植抱着报国的理想要求试事，反而引起曹?的猜疑，所遭的打击迫害有增无减。最后他“汲汲无欢”，又活了4年便忧愤而死，卒年41岁。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公元220年前)，在邺城，生活比较安定，又得到曹操的宠爱，所以他在邺下文人集团宴饮赋诗的生活中表现得很活跃。这一时期的作品，情调开朗而豪迈，但是内容不如后期深刻，“但美遨游，不及世事” (谢灵运 《拟邺中集序》)。如 《公宴》、《侍太子坐》、《箜篌引》等篇，都是诗酒流连、志得意满生活的留影。但是也有少数几篇，如 《送应氏》、《名都篇》、《白马篇》 等，都接触了当时社会现实，最值得注意的是 《送应氏》 第一首，深刻地暴露了战乱带来的灾难：

步登北芒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 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诗中描写了洛阳为董卓焚烧后的惨状，给曹操的 《蒿里行》 以更具体有力的补充，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代表着建安诗人的主要倾向。后期他在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下，“抑郁不得志”。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较前期充实，一方面表达他“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 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则反映他对 “萁豆相煎” 的苦闷和反抗。曹植具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生于乱，长于军”，自幼就跟随曹操南征北战，深受曹操创业精神的影响，加上他少年得志，才气过人，因而他一生追求的是如何实现自己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 《与杨德祖书》) 的雄心壮志。这一思想始终贯通于他的前后期作品之中，只是因生活情境的不同，作品的情调风貌也不同罢了。例如《白马篇》，塑造一个武艺高强、为国立功而不惜牺牲的少年游侠形象：“羽书从北来，厉马登高?，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是前期的作品，作者歌颂扬声边塞、为国捐躯的游侠儿，表达了他对壮烈事业和英雄生活的向往。后期这方面的作品则更多地是表现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激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慷慨多悲心”(《赠徐?》)。例如《杂诗》之五，写于黄初四年，“植徙封雍丘后，见江表未平，思渡淮、泗以勤王，故有此诗”(黄节《曹子建诗注》)。“远游欲何之? 吴国为我仇。……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诗中洋溢着捐躯卫国、志不克展的悲愤情怀，而以慷慨激昂之语发之，以寄其思致。很明显，这里和前期不同的是，作者的豪迈乐观精神已为悲愤所代替，情调也转为跌宕悲凉。这一时期最能代表他的思想特征的作品是《赠白马王彪》。这组诗共有7首，是首尾相连一贯的联章，所抒写的感情是非常沉痛而复杂的。开始诗人表白他对京城的依恋，这种感情，从他不断上书请求试用来看，是很容易理解的。由于他对京城心存依恋，因而在归途特别感到旅途的艰苦，但这并不难克服，最难处理的是人事上感情的创伤。接着在第三首即将这种感情坦率地表白出来：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本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诗人在这里以极大的愤怒，斥骂那些离间他们兄弟感情的谗巧之徒为鸱枭、豺狼、苍蝇。第四首于对旅途时节景物的描写中，象征地抒发他对时事的忧危之感。第五首因痛念曹彰的被害而深感已身之难保，其中“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自顾非金石，咄?令心悲”等名句更流露出人生的存亡的酸辛。接着第六首于无可奈何之际故作旷达之语，以互相劝慰：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在这表面旷达的语言里，却包裹着勉力抑制住的深沉的人生悲辛。最后一首把自己所不能把握的生死离合之情尽情倾诉出来，“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几近哀声长号，“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则语愈缠绵而情愈沉痛。这组诗中所表现的感情，既愤激而又悲痛缠绵，其情调时而激扬，时而低沉，而诗骚书传中的语言，又被提炼运用得非常准确和谐，因此看起来很文雅，却极富感染力。这类作品，确如钟嵘所称赞的那样，是 “体被文质” 的了。

可贵的是，曹植虽处忧患之中却不曾厌弃人生，在报国理想不断遭受挫折时，也不想逃避现实和放弃自己的责任。为了实现其保卫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不甘闲居，曾经上 《求自试表》 给明帝，要求出征，西灭 “违命之蜀”，东灭 “不臣之吴”，“混同宇内”，统一天下。但是他越是表现自己的才能，越是想建功立业，就越遭到明帝的防范和迫害。在希望全然破灭之后，他仍想“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薤露行》)，以著述传之不朽，表现了决不自暴自弃的精神。这种对理想的追求、壮志难酬的悲愤以及自强不息的决心，贯穿在曹植的主要作品中，构成他的诗歌的基调。就算是写思妇哀怨，游子思乡，甚至幻游仙境之类的题材，也都离不开这一主调。例如《吁嗟篇》，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 “十一年中而三徙都” 的生活处境和汲汲无欢的痛苦心情。《种葛篇》、《浮萍篇》、《杂诗》( “揽衣出中闺”) 等篇，都以怨女思妇的口吻，借夫妇的相弃写君臣的相间，表白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曲。他的游仙诗，像 《五游》 中的 “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远游》中的“?本吾宅， 中州非我家”，《仙人篇》中的 “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游仙》 中的 “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 等句，都不是真的写神仙，而是借言神仙写自己不甘作 “圈牢之养物”，而奋飞不得的痛苦心境。他对 “松子久吾欺”( 《赠白马王彪》) 的认识更说明这些诗并不是真的向往成仙的乐趣，而是仿效屈原 《远游》 “悲时俗之迫觊” 的忧患之辞。

此外还要提及的是《泰山梁甫行》，这是一首独一无二的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诗篇。其诗云：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诗中 “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 二句，极有力地勾画出贫民因衣不蔽体而行动畏人之状。作者用笔如此精简而形象却如此鲜明突出，由此可见惊人的艺术手腕。而作者所以能够这样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正是由于他有着“流惠下民”的思想基础，尽管他自己常在流徙之中，却还能注视人民的生活疾苦，这正是建安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反映。

关于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钟嵘《诗品》中有这样一句评语：“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这个评价很恰当。所谓 “骨气”是指立身处世、报国建功的志气。曹植是个有志之士，一生虽然遭遇各种挫折，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渴望，他的诗歌充满愤激之情，这正是他的诗歌富有气势的慷慨情调形成的主要原因。“词采华茂”则是指他在艺术手法和语言提炼上所取得的成就。曹植和其他建安诗人一样，善于吸取民歌中清新流丽、质朴自然的气质，并加以发展和创新，形成 “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 (黄侃 《〈诗品〉义疏》) 的艺术风格。他善于运用比喻来抒写自己的复杂感情，例如以“转蓬离本根”喻迁移不定的生活，以“谁为发皓齿”喻怀才之人不为重用，所用比喻，多而贴切。在语言上，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 《公宴》)，“被”、“冒”二字甚见作者的匠心，而“秋兰”、“绿池”、“鱼跃”、“鸟鸣”更是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此外，曹植诗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 “工于起调，善为警名”。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杂诗六首》之一)、“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 ( 《赠徐?》)、“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 《七哀》)，这些为前人称道的名句，每每以高屋建瓴之势，振起了全篇。前人把建安诗歌的思想风格称为“建安风力”，而曹植的诗更因“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情兼雅怨，体被质文”而为后人倾倒。他的诗历两晋南北朝，为唐代诗歌创作的榜样，自陈子昂之后，李白、杜甫、韩愈都深受其影响。他的诗虽然 “被后人盗袭滥熟，几成习见陈言”(方东树《昭昧詹言》)，这不过是历来的模拟者对前代名家采取的错误态度结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曹植诗对后世的影响。就曹植的整个诗歌创作而言，其艺术成就之高和篇章之富，在建安时代是首屈一指的，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可谓恰如其分。

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学的奠基者和领导者，对建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沈约在 《宋书?谢灵运传》 中指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曹氏父子的诗歌，根本特质也就在于“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有内在的慷慨激昂的现实主义精神。曹氏父子发汉音，唱魏响，形成了独特的三曹诗风，对 “慷慨以任气” 的建安风骨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三曹的散文创作

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在乐府诗的复兴，在五言诗的成熟完美。建安散文虽然不如诗那样光彩夺目，影响深远，但也独具时代和个人的风格，而且开一代文风，成就也不容低估。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作家是三曹和建安诸子，尤其是三曹的文章，影响着魏晋南北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

(二) 曹操

曹操生当汉末战乱之际，崛起于群雄之间，执政用兵，儒法并用，兼尚刑名，对两汉经学有极大的突破。对儒家思想，能利用者利用之，但不墨守陈规，因循固陋，因而曹操的思想比较解放，政策上比较开通，待人律己，无不如此。用笔行文，亦复如是。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中称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曹操的文章具有豪爽坦率，自然通脱的风格。

就其现存的文章而论，内容大致有几个方面。其一是自叙身世、自我表白的文章，如 《自明本志令》、《遗令》等均属此类。《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是一篇直来直去倾述“肝鬲之要” 的好文章。其中有云：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又云：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 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这篇文章情真意切，朴实无华，屈伸自如，刚柔相济。篇名或题为《述志令》，张溥说： “《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题辞》)在文章中，曹操心里怎样想的，笔下就怎样写出来，这就是刘师培、鲁迅先生肯定过的魏晋“通脱”之风。“通脱”即随便之意。这里没有官样文章，没有虚应故事，有的是心口如一的切实文字。

像曹操这样一个满腹权谋的人物，在文章里面能够不说谎而“抽序心腹”，并不容易。其所以如此，盖因建安十五年时三国鼎峙局面初定，正当用人之秋，所以肯于推心置腹。话说得实在，文章也就显得自然。

又 《遗令》 云：

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帐，朝哺上脯继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这是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前的遗令。曹操时年六十六，尚未昏聩，语虽断续，却仍是头脑清醒时的文章，反映着他临终的思想情感。对于这篇 《遗令》，鲁迅先生指出： “当时的 《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 操独不然，他的 《遗令》 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由此可见曹操文章 “通脱”之特色。这篇 《遗令》 的文字也有些不甚连属，大概病痛临终之言本来如此。越是这样，越体现真情实感，自是一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其独特之处只在于 “纡广念于组履，尘清虑于余香”(陆机 《吊魏武帝文》)。这确实是“大恋之所存”，“虽哲而不忘” 了。

其二是下令求贤，无所顾忌的文章，例如 《论吏士行能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其中 《求贤令》 云：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 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里明确地提出了 “唯才是举”。又 《举贤勿拘品行令》 云：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 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 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 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 求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里又明确地提出 “不仁不孝”的贤人也“勿有所遗。

像这样的政令文章，在战国以后，经过两汉几百年间，是未曾有过的。两汉帝王也曾多次下过求贤的诏令，其中内容大抵都是先德而后才，没有讲 “唯才是举” 的，更没有讲“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勿有所遗”的。所以鲁迅先生说： “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作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正由于思想突破了传统，文章也就别具声色。两汉以来政令文章中那些天人感应、引经据典的习气，在这里被扫除得一干二净了，而战国诸子的放言无惮的文风在这里露出了头角。这样的通脱文风和社会局势及思想的解放是分不开的。

其三是上表荐贤、实事求是的文章，例如 《请增封荀?表》、《表论田畴功》、《请追赠郭嘉封邑表》等。其中《表论田畴功》云：

文雅优备，忠武又著; 和于抚下，慎于事上; 量时度理，进退合义。……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后臣奉命，军次易县，畴长驱自到，陈讨胡之势，犹广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诱胡众，汉民或因亡来，乌丸闻之震荡。王旅出塞，涂由山中九百余里，畴帅兵五百，启导山谷，逐灭乌丸，荡平塞表。畴文武有效，节义可嘉，诚应宠赏，以旌其美。

这篇文章用事实说话，没有虚词滥说，其他如《请增封荀?表》等，也大抵如此。《文心雕龙?章表》所谓“魏初章表，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指的正是这类文章。

其四是祭吊之文，也不拘旧式，信口而谈，却颇见真情。其中 《祀故太尉桥玄文》 有云：

故太尉桥玄，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矣。……又承从容约誓之言： “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 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匪谓灵忿，能贻己疾，旧怀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

像这样的祭祀文字，内容和形式都是打破常例的。于悼念悲痛之中，追述 “临时戏笑之言”，以见 “至亲之笃好”，自然敷叙中流露真情，也是一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通脱文章。

总的看来，曹操的文章确实很有特色，内容和形式都突破了前代文章的某些陈旧的传统，其放言而无所顾忌，形式之自由随便，也可以说又恢复了先秦诸子散文的这一特色，对魏晋南北朝文风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二) 曹丕

论到文章，人们大抵称赞曹植而贬抑曹丕，其实曹丕的文章造诣并不低。《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评》云：“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对曹丕为人虽有微词，对其文才却是十分肯定的。相较之下，《文心雕龙?才略》对曹丕的评论要客观一些：“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 “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就曹丕现存的文章看，其内容及特色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自叙身世之文，写得通脱自然，生动活泼，《典论?自叙》是其代表，其中有云：

建安初，上南征荆，至宛，张烂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际，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时酒酣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帻，正截其颡。坐中惊视。

像这样的文章，历述平生经历，如叙故事，同曹操的 《自明本志令》相比较，虽然有伤于琐细，却同样具有通脱风格，信笔所之，几乎无事不讲，无话不说，文笔相当活泼。张溥也曾指出： “《典论? 自序》，善述生平。”应该说，这是两汉以来写得比较新颖的自叙一类的文字了。

其二是书札之文，也写得亲切有味，娓娓动听。其《与吴质书》有云：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奕。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

像这样的书札，基本上是叙旧抒情，没有高谈阔论，涉及的都是生活琐事，离合之感，却写得委婉新切、自然有味。这样的内容和写法，也为前代所罕见，对后代很有影响。又如 《又与吴质书》，写得长而不冗。随便的叙事，纵意的抒情，而又杂以随感式的文章评论，有思想，有情感，对前代书札之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突破。在曹丕的书札中，这样的文字很不少，也很能见出曹丕文章的特色。

其三是专门论文之作。曹丕的 《典论?论文》 是专门讨论文学问题的，其中有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是一篇关于文学的专论，与一般书信涉及文学者不同。这篇论文已经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见解，其中有作家论，有文体论，有风格论。尽管这种讨论是简单的、初步的，却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新领域，而其持论之精当，思致之绵密，下笔之精省，亦可见出曹丕文章之成就。

其四是史论文章，议论古今，颇有识见，而且行文自然，很有气势。例如 《论周成汉昭》：

或有方周成王于汉昭帝者。余以为周氏体圣考之淑气，秉贤妣之胎教，周邵为保傅，吕尚为太师，故咳笑必含仁义之声，观听必觌礼义之容。弘践祚之义，隆太平之化，礼乐兴于上，颂声作于下。……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体不承圣，化不胎育，保失仁义之德，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深宫中、长妇手矣。德与体并，智与性成。……臣无淑圣之智，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岂不谬哉?

这是残篇，但是文义完整。命意相当新颖，吐辞也极明快。在这一时期的史论文章中，这是很有特色的。此外，曹丕还有一篇《终制》，也是残篇，其中讲到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颇类其父曹操风范。秦汉以来，为帝王者能发出这样的言论，并不容易，曹丕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 “贤于秦始皇远矣”。由于思想通脱，文章自然独具特色。

曹丕的文章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不少作品都直接反映现实，具有真实性;在艺术上，结构严谨，思致绵密，语言明白如话，简洁遒劲。沈德潜在《说诗?语》中说： “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借以论文，就是说散文创作，无论写景也好，叙事也好，都是以情感人，以表现情思、言志为目的。曹丕的文章正是如此，这恐怕也正是曹丕的文章能够给后代以深刻影响的主要原因吧!

(二) 曹植

建安时期的散文大家还要举出曹植。曹植一生事业主要在文学方面，诗歌有极高的成就，文章也极富辞彩。张溥说他 “集备众体”，是不错的;又说：“自然深致，少逊其父;而才大思丽，兄似不如。”这个评论也大体允当。从现存的篇籍看，曹植文章的特点也是明显的。

其一是曹植的文章写得比较靡丽，尤其是赋体之文，靡丽程度甚至超越前代。《洛神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其前有序，述作文之缘起。赋的开端是一段叙述性的文字：

余从京城，言归东藩，背伊阙，越抻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盼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 “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之所见也，无乃是乎? 其状若何? 臣愿闻之。”

这些叙述显然是虚构的，设主客问答原是汉赋旧式，此赋仍之，足见其于虚饰之处甚承汉赋夸饰之风。但在这段主客问答之后，却引出了前此少有的刻画形象的文字。如下面这一段：

余告之曰：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秕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 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连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辅靥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这是《诗经?硕人》、宋玉《神女赋》以来，后来居上的巨笔，描摹工细，感情蕴藉，色采绚丽，韵律和谐，艺术的构思也有独到之处。《三国志?魏书》 曹植本传评语有云： “陈思文才富艳。”《洛神赋》 的辞采之丰富、艳丽，确是很突出的。曹植自己也在《前录自序》里说道：“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 《洛神赋》 正是 “?藻也如春葩”，是写得异常出色的。

曹植又说： “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现在看来，像《洛神赋》这类作品，似非慷慨之作，此外，从他现存的一些赋篇来看，也并没有多少慷慨之辞。比较近于慷慨之音的作品有《神龟赋》 和 《鹦鹉赋》 等。

《神龟赋》有序云：“龟寿千岁，时有遗余龟者，数日而死。肌肉消尽，唯甲存焉。余感而赋之。”这大概是有所寄托的。其词云：

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难烛。黄氏没于空泽，松乔化于扶木。蛇折鳞于平皋，龙脱骨于深谷。亮物类之迁化，疑斯灵之解壳。

像这样的咏物的赋，和祢衡的《鹦鹉赋》有些相似，名为咏物，其实写人。赋从龟之死亡出发，怀疑龟寿千年的传说，从而推断黄帝、松乔所谓成仙，一似龟之解壳，显示了否定神仙长生的思想，与曹操《辨道论》是一脉相承的。此外《鹞雀赋》、《蝙蝠赋》等，也和那些单纯咏物的作品不同。

其二是曹植的书信杂文也比曹丕写得靡丽，而且有些恣肆。例如《与杨德祖书》和《与吴季重书》，都是写得很有辞采且具锋芒的文章。《与吴季重书》有云：

植白，季重足下： 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若夫觞酌凌波于前，箫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观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君子壮志哉? ……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过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云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泛之谷，天路高远，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 ……

像这样的书札，就是写得比较恣肆的，词如泉涌，文采焕发，意气极盛，也无所掩饰。

其三是曹植文章意气之盛，更突出地表现于章表一类的作品，例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都是写得很动感情的。其《求自试表》 有云：

夫君之宠臣，欲以除患兴利; 臣之事君，必以杀身靖乱，以功报主也。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终军以妙年使越，欲得长缨占其王，羁致北阙。此二臣者，岂好为夸主而曜世俗哉? 志或郁结，欲逞其才力，输能于明君也。……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 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帅之伍，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

此文以贾谊、终军自期，甚至愿意“当一校之队”、“统偏帅之伍”、“效须臾之捷”，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在整个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像这样的文章是不可多得的。笔墨淋漓，大有汉初政论文章的气势。曹植由于豪情壮志不得舒展而发为文章，故文章意气特别奔放，一时无与伦比。《文心雕龙?章表》云： “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这些话很能说明曹植章表一类文章的某些特征的。

其四是曹植的史论文章也是很有见解的，如 《汉二祖优劣论》、《辨道论》、《成王汉昭论》 等，都是纵谈古今而颇有气魄的文章。《成王汉昭论》 有云：

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终，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以忠诚，称制假号。二弟流言，召公疑之，发金滕之匮，然后用悟，亦未决也。至于昭帝，所以不疑于霍光，亦缘武帝有遗诏于先，使光若周公，践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

曹植认为汉昭帝之所以不疑霍光，是因为武帝留有遗诏，而且霍光没有像周公辅成王那样 “践天子之位”; 否则 “叛者”、“疑者”同样会有，而且可能更多。这话虽然不多，却说得很有道理。同曹丕的 《成王汉昭论》相比，立意各有千秋，而文章气魄略胜一筹。《汉二祖优劣论》是论刘邦、刘秀的，持论虽不出常见，但此文所列“光武近优”的论据则别具说服力，如谓“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愆，言行则无秽，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 云云，称光武成功之难，是无可辨驳的，文章排贯而下，极富气势。

总的看来，曹植的文章，确如本传所评： “文才富艳。” 但曹植自己却说“辞赋小道”，认为不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不愿“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与杨德祖书》)。其实不然。曹植一生事业在文学，于理想则未尝不欲建功报国，只是受曹丕父子猜忌和迫害，于政治上不甚得意，一损俱损，遂谓 “辞赋小道”。曹植的文章富艳意盛，对后代是有很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