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塔的文化意蕴

中国佛塔与古印度的“咐堵坡”相比较，在塔刹、浮雕、彩画装饰等文化主题上，明显地反映出后者师承前者的承继关系，而在体量和形制、平面与立面布置等整体造型方面，已经大异其趣。

中国佛塔的宗教崇拜与艺术审美意义，在历史的陶冶中已经大大注入了中华民族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心理内容。它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其相联系的中国古典建筑美学、文化思想的有益滋养，成为中国化了的佛教建筑类型。

佛塔中国化的形成

相传洛阳白马寺塔和三国时笮融在徐州建造的浮屠祠，皆为木塔。它们都舍去了像印度“山奇大塔”那样的四座天门牌楼，采用木制结构，并且与寺这种佛教建筑类型建造在一起。虽然，这种寺、塔合建的形制，也脱胎于印度的“支提”窟――古印度有建于石窟或地下灵堂正中的塔柱，僧侣们围绕塔柱念经礼佛。但是，先前的塔柱已演变为中国的方形木塔，窟殿已由地下上升到地面，改制成脱胎于中国民居或宫殿的寺了，这多少可以看作关于佛的某种神秘观念的稍稍淡薄，是佛的神圣灵光向世俗社会开始投去的短暂的一瞥。大致从隋唐开始，塔、寺关系进一步演化，塔逐渐从寺域中心退出来，而建于寺的前后、左右或四近，甚至在山川形胜之地，未建寺而独建佛塔。(图三)

中国佛塔的建造观念与艺术灵感，初与印度佛教相携而来，建塔原本为传教崇拜之需，因而中国佛教的兴衰荣枯，决定了中国佛塔的起落抑扬。比如魏晋南北朝，战乱迭起，政权不稳，民众号饥啼寒，水深火热，为所谓引导众生跳出人生苦海的佛教大流布准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大兴土木建造佛寺佛塔，一时风靡华夏。

图三 河南洛阳白马寺塔

古往今来，中华大地上究竟矗立过多少佛塔，难以确计。“招提栉比，宝塔骈罗。” (杨墟之 《洛阳伽蓝记》序)史载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作五级浮图，大事绘饰。后献文帝于皇兴元年 (467)在平城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据说高达300余尺(注：极言之高，非确数)。又于天宫寺筑三级石浮图高10丈，上下皆石重结，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隋文帝笃好佛教，相传得天竺沙门佛“舍利”，曾三度号令全国建塔供奉。武则天佞佛，也“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象”(《旧唐书?张廷?传》)。宋太宗端拱年间，得浙东造塔巧匠喻浩，主持建造高近90米的京师开宝寺塔，在当时令人叹为观止。其后建塔之风绵绵不绝，难以一一尽言。1961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计六类一百八十处，其中佛塔及与佛塔有关的达三十六处。刘策《中国古塔》一书，撰集佛塔六十余例，仅仅是现存砖、石、铁、琉璃塔中极小部分。罗哲文《中国古塔》一书，收中华佛塔约二百五十余例，也并未收罗毕尽。试想近两千年来，天摧人毁，倾圮的佛塔不知多少。尤其早期无数木塔，除应县木塔等孤例，已是荡然无存矣。它们的绰约丰姿，人们只能偶尔从石刻、文学作品或历史著作中窥见一二。

中国佛塔，与中国佛教的发展流变往往同行同止，因而，人们对印度原始佛教教义的接受、信仰和领悟，或推拒或吸吮，或承继或改造，必然影响中国佛塔文化性格的确立。

那么，佛塔中国化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佛教起源于苦难的社会现实，或者说它是对苦难的现实人生的一种消极逃避方式。在释迦牟尼看来，人的苦恼缘起于生老病死以及与亲人的别离等等，所以凡人生都是在受苦，苦恼与任何人生(不管用世俗眼光看是贫困痛苦的人生还是富裕幸福的人生)俱在。这苦恼的根源，在于生之欲望。人生之苦必求解脱，于是只有寂灭无为才能导致苦难的终止，跳出轮回。为求解脱，必须正道。最终熄灭妄念、出离诸苦，成就最高智慧 (般若)，圆成涅?。但佛教入传之初，人们对印度原始佛教诸如四圣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未必十分了然，不管何种佛教宗派，都未能完全以印度佛教的原始面貌出现于中土，就连什么是佛这一点也不很明白。

汉代清虚无为的道家黄老之术渐趋流行，人们容易拿比较熟悉的黄老之学去附会外来的佛教教义。东汉“通人”傅毅心中的佛，其实是一种“神”的形象，类似于后来的道人、真人。而后的一些佛教信奉者则认为佛与道差不多，都“贵尚无为”，可以相提并论。《后汉书?楚王英传》说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两者集于一身。初传佛教的斋忏仪式，也是效法传说的祠祀形式的。牟融《理惑论》也只是解释：“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 ‘神’，五帝 ‘圣’ 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后汉纪》云，“浮屠者，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

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道、佛两家各执一端，相互辩难非毁，道教杜撰所谓《老子化胡经》，把老子说成俨然是释迦牟尼的祖宗; 佛教也以比如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样刺激的语言贬低道教，为争夺“正统”而相争斗。然而，佛教与道教其实相通之处甚多，它们是可以相互补充、彼此照应的。比如其生死观，佛法以有生为虚妄，认为生乃短暂，死亦无谓。故不如宁舍此岸，以求彼岸，人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与其苦生，不如“无生”;道教重生恶死，主张“无死”。佛教以为，欲“无生”，必从生之欲望中解脱，超凡入圣而成涅?，六道轮回、修成正果; 道教亦重修养，不过须从“无死”而“入圣”，故而热衷炼丹服药，养生求仙。一个在主张涅?，为此目的，人生必须节欲适度，渐入佳境;一个在主张求仙望气，企望长生不老。两者都在追求永恒。

所有这一切，可能给塔的逐渐中国化带来了契机。由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使得以建筑形象宣传佛教教义的中国佛塔，不可避免地渗融着中国古典民族建筑的传统文化特点。以高耸的形象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在形制上显然较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之亭台楼阁的深刻影响。比如早在殷代，当关于“间”的建筑文化观念萌生之时，“一座建筑的间数，除了少数例外，一般采用奇数”(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9页)。这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了对渗透着奇数文化观念建筑形象的审美与崇拜。中国佛塔的建造，显然从这里得到了重要的启示。中国佛塔的层檐多为奇数，从单层、三层、五层、七层、九层直到十五、十七层甚至更多的层数，重在奇数。如山东历城四门塔为一层式，九顶塔中央一座为五层式，四周四座均为三层式，苏州云岩寺塔为七层式，杭州灵隐寺塔为九层式等等，从现存的佛塔来看，未见偶数层式的例子。

佛塔为奇数层檐式的作法，不是偶然的巧合。奇数是阳数，在《周易》里有象征天的文化意义。而且这一点，看来也与土生土长的道教所谓 “道生于一，其贵无偶”(葛洪《抱朴子》)的神秘观念不无一点历史的与民族的心理上的联系。这不是说中国佛塔层檐式的尚奇作法宣扬了或是蕴涵着道家思想，而是说在尚奇这一点上与道教亦有相通之处。

塔的平面造型多为四角、六角、八角，这显然是重偶数。纵向的奇数与横向的偶数正相对应，显示了中华民族关于数文化的一种全面的神秘意识。

同时，许多佛塔塔檐出挑，如上海松江方塔(图四)、湖北玉泉寺铁塔、广州光孝寺塔、福建开元寺双塔等等，塔檐起翘，形象轻盈俏丽，有一种飞动之美。虽然这是对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屋檐形制借鉴运用，但也不能不说这是与道教追求羽化登仙、乐生欢愉的特定生活情调、审美理想与宗教观念合拍的。

佛塔的儒学化

中国佛塔的建筑形象，更多地打上了儒家美学文化的精神烙印。

不是说中国古代绝对没有印度佛教从中滋生的那种肥沃的社会土壤，否则印度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土弘扬开来。任何剥削阶级统治的时代都是苦难深重的时代，有苦难之人生，就有一切宗教得以滋长并且掌握民众的社会条件。然而各个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有时却颇有趣。何以在古代印度，会出现那样一个悲天悯人、看破红尘、用深沉的哲学思考，向芸芸众生劝善修行的释迦牟尼，而差不多同时，古代中国却造就了乐生入世、创立以仁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内容的儒学始祖孔夫子呢? 一个用似乎是冷静的哲学沉思，引导人们走向佛国的迷狂境界;一个却风尘碌碌，在炽热的社会政治伦理实践中，处处表现出清醒求实的世俗理性精神。当原始印度佛教以慈悲的面容来到孔夫子的故乡时，本来可能遭到重入世非出世、重人道非神道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排斥，然而，被儒学掩盖了的那一部分苦难的社会现实，却成了佛教在中土传播的温床。

图四 上海松江方塔

而且，儒学经西汉王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董仲舒加以发展而渐趋神学化，使得神学化的儒学与佛教有了更多的语言。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中，儒学一般为正统思想，佛教的一些重要思想同样也浸润着一般的思想文化界与艺术领域。在封建社会讨生活的人们，需要世俗的清醒。在清醒中深感着苦痛，于是又需要麻醉迷狂，让精神得到安宁。故大致从唐代始，儒、佛两家就有所调和。集大成于隋代的天台宗，发展到唐代，与中国传统人性论相谐，易为儒者所接受。兴盛于唐代中叶的禅宗，为典型的中国佛教。它放弃佛教酷严的清规戒律，简化佛教仪式，专注于唯心主义宗教观的灌输，宣称人人都有佛性，佛就在心中。因而只要内心寻求解脱，即可顿悟成佛，所谓“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次修行，西方只在眼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决疑品第三》，第111页)。注重内心修养，其实这是把佛教通俗化、世俗化了，是儒、佛调和的表现。“韩愈的门人李翱更结合禅家的无念法门和天台家的中道观，写成《复性书》，即隐含着沟通儒佛两家思想之意”(《中国佛教》第一卷，第71页)。到了宋代，虽仍有一些正统儒学门人对佛教提出非议，但佛教徒却用调和论来缓和矛盾，比如说什么儒、佛都主张精勤修养、劝善惩恶、以佛教五戒比附儒家五常等等。而在明代，朱元璋干脆主张 “佛天”就是 “凡地”，佛国即在人间。又以儒家性善说改造佛教，所谓佛犹人、人亦佛也，要求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作佛教修行的现实内容，加速了佛教儒学化、僧众世俗化的历史进程。

这一切都对中国佛塔文化造成直接、间接影响，中国佛塔的建造与发展，带有佛教儒学化的明显倾向。

其一，如前所述，寺与塔平面位置关系的演变――从塔占寺之中心位置到塔建于寺之前后或左右，甚至塔之建造与寺完全无涉，不是哪个古人的随心所欲或别出心裁，这是正统的儒家传统的陵寝制度及其宗教、审美意识在塔的建造上的隐约而生动的表现。

儒家重入世，讲排场，陵墓建筑作对称铺排，几重进深，逐渐推向高潮，主题建筑设于高潮点上。中国佛寺，源于印度“支提”窟，如不加以改造发展，照搬过来，那样神秘局促与小家子气，不合中国人的文化口味。因而中国古代的建筑学家们，从中国传统陵墓建筑，实际上也就是从传统的宫廷或民居受到启发而对寺塔加以改造，冲淡了神圣的灵光，唤来了世俗的诗意。中国佛寺的平面布局，亦呈对称布置，常为三大殿层层递进，有严格的中轴线，主题建筑设在中轴线上，从唐代到宋代，禅宗寺院盛行的所谓山门、佛殿、法堂、僧房、库厨、西净、浴室组成的“伽蓝七堂”制，即为显例。它是佛像与僧众共处的建筑空间环境，世俗气氛相当浓郁。

在此情况下，为了维护中国佛寺平缓、对称和四平八稳的建筑格局，高耸的佛塔，假如再要挤在寺内，无论就崇拜还是审美意义而言，都是多余的了。因而被“请”到寺外，甚至另造塔院。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佛教向儒学的妥协，佛教崇拜观念的削弱、审美文化意识的觉醒。

其二，就塔本身而言，东汉至唐五代的塔平面造型多为正方形，显然同最初把古印度“咐堵坡”译为“方坟”有关。但这与当时中国古代陵墓平面造型似乎有更为直接的历史联系。我国汉代陵墓以方形为贵，皇陵、后陵多作正方形，据说只有汉高祖和吕后陵的平面为长方形。唐承汉制，虽有圆锥形陵墓出现，但大凡地位高显者，均作正方形双层台阶式陵台，以示崇高。这种制度又为北宋所沿袭。可见，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四门塔以及千寻塔这些方形塔的出现决非偶然，它们是佛教神圣崇拜与以儒学为传统文化思想之皇权崇拜相结合的产物。

各地常见之所谓“文峰塔”，在儒、佛合流的历史发展中，似乎更具佛塔儒化的世俗特点。

科考制度确立后，大批儒生奔求功名心切，于是有所谓张扬文气的文峰塔应运而生。(图五)因塔型笔立于野，塔尖如笔，直指苍穹，故有“文峰”之称，显然是人们想借佛法灵力佑助科第的高中隆盛。清道光年间《靖安县志》载，江西靖安县建文峰塔，有序云，“昔阿育王造浮屠，自佛教入中国而浮图遍于天下，然亦彼法自用以藏舍利耳。后世形家之说盛行，浮屠尖书有类于文笔，且谓镇固不摇，足以收摄地气”(转引自《建筑历史与理论》第2辑，第46页)。这在文化象征意义上，将对佛的虔诚祈祷与对世俗功名利禄的热切向往熔于一塔，实乃释迦牟尼始料所未及。

图五 广东海康文峰塔

自元代始，有所谓过街塔或塔门，为中国佛塔世俗化的又一生动例证。元代为喇嘛教兴盛之时，故过街塔或塔门多为喇嘛塔形制。如镇江“昭关”、北京居庸关云台、青海塔尔寺，即是著名过街塔。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外有许多塔门，都是为礼佛的简便而兴建的。这种塔的下部以门洞形式横跨于街道两旁或置于庙内走道上，塔下车来人往，每经一次，不必焚香膜拜，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是礼佛一次，贫富均等，童叟无欺，男女不论。这种样式的中国佛塔，佛教崇拜意味显然已经很少，是廉价地“售给”人们享受佛国“幸福”的一张“门票”。再如河北定县料敌塔，建成于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高84米，为现存最高的一座佛塔。这座塔建于宋、辽时期军事冲要之地，可供登临，以作凭眺敌方之用，“料敌”者，掺敌之谓也。其实，许多中国佛塔可供登临。这意味着它们不仅是佛徒崇拜与审美的对象，又是人们欣赏大好河山的制高点和出发点。从这种意义上看，塔又具有了一定的实用价值。

塔供登临之时，必在人对塔的佛性意味解除了敬畏心理之后，一个笃信佛教教义、梦想涅?的人，必不愿也不敢将塔这种佛之象征踩在脚下。因此，人们登塔掺望，其喜洋洋，四处景物，尽收眼底，可以说是审美的需要超过了崇拜的需要，是世俗人情对佛法崇拜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