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居文化的历史轨迹

作为居住类建筑，在所有繁丽的建筑类型中，民居是最古老的建筑样式。中国后代一切丰富多彩的建筑样式，如生产类建筑、宗教类建筑、政治类建筑、园林类建筑等等，都是从最古老的居住类建筑发展而来的。并且，种种不同的建筑，都包含着一定的居住文化因素。

古人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易?系辞下》)居住是建筑文化的基本意义。

毫无疑问，中国建筑文化的历史起源于中华初民对居住的需要。中国最早的“居处”是“居穴”与 “居巢”这两大基本型类。据考古发现，所谓“居穴”，是起始于自然山洞的一种最原始的居住样式。中华初民原先是以自然山洞为栖身之所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居住在自然山洞中。经过漫长历史的陶冶，中华初民从自然山洞的庇护性功能受到启发，逐步学会用最粗糙、简陋的工具在山坡、台地上挖掘人工洞穴，并渐渐由全穴居走向半穴居，最后完成了发明地面房屋的巨大工程;或者在多树、水网潮湿地区，将茂密的树冠进行人工修缮，以作遮风蔽雨之用，进而从这种人工之“巢”进化为干阑式建筑。

所有这穴居与巢居的文化方式的进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古人已进入了初步的农耕文化的社会，从事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定居，是这一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属于仰韶文化期(约6000年前) 的建筑遗迹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在关中、晋南和豫西等地区的近水台地上，已经发现的民居遗址已达一千多处。这些出土的建筑遗存，证实了中国原始民居文化的基本模式。据考古报告云：“在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条件下，仰韶文化的居民已经过着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当时最流行的房屋是一种半地穴式的建筑，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门道是延伸于屋外的一条窄长狭道，作台阶或斜坡状。屋内中间有一个圆形或瓢形的火圹。墙壁和居住面均用草泥土涂敷。四壁各有壁柱，居住面的中间有四根主柱支撑着屋顶。屋顶用木椽架起，上面铺草或涂泥土。复原起来大致是四角锥式屋顶的房子。储存东西的窖穴，常挖在房子附近，有圆袋形、圆角长方形和口大底小的锅底形等几种类型。”(中国科学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7至8页)这说明，仰韶文化期的半地穴式民居，已基本具备了后来中国建筑之屋顶、墙体与立柱以及台阶这三大要素，只是走在从穴居向地面民居建筑缓慢进化的历程中。从平面看，在“方”与“圆”之间作历史抉择。仰韶文化期的半地穴式民居的平面布置，常为方中带圆，比“仰韶”晚近一些的龙山文化期的民居平面，则以圆者为多见。在客省庄建筑遗址中，发现了双室制的半地穴式民居，其平面，或两室皆方、或内室为圆、外室为方。在此后的屈家岭建筑遗址中，已发现了地面建筑的遗存。而半地穴式居住类建筑，直至商代早期仍在沿用。今天，还有陕北窑洞留存于世。

先秦时期的民居的地面建筑部分，至今已难寻踪迹。根据文献记载，周代民居由于等级文化观念的渗入而出现不同的形制，李允闫《华夏意匠》一书指出，当时等级最高的民居称为 “寝”; 帝王之居称 “燕寝”; 诸侯者为“路寝”; 而士大夫以下的官宦之“家”又称“庙”。一般庶人、百姓的居室就叫“正寝”。作为“寝”的住宅平面前后分隔为两部分，前为“堂”，后为“室”，堂两侧建东堂、西堂、东西堂后为“夹”，夹后建房，东房北向 (外墙部分)无墙，谓之北堂，其实是一道后门。称作“庙”的民居平面为“前堂夹室”制，前为客厅，后作卧室，卧室称“寝”，客厅就称“庙”，其两侧附建东西厢，或说为“序”。至于一般 “正寝”，仅 “东房西室” 而已。现今“庙”指宗教类建筑，已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是“客厅”之意。此言甚善，“庙”，亦指居室的前堂。

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住宅，面阔时作三间制，中间为明间，辟门，左右作次间，为塾，门北为中庭，庭北为堂，即正房。堂之左右为厢，堂后又有寝，这种规制，直至汉代无大改变。

图一 陕西绥德画像石所表现的住宅

汉代地面建筑自已荡然无存，我们可以从各种文献资料以及画像石 (图一)、画像砖、明器陶屋 (图二)等文物上一睹其丰姿。总而言之，汉代民居形制丰富多彩，但其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圆形或其它什么形的平面十分少见。一般民居正门设于主立面之中或偏于一隅，木构架、夯土筑墙、坡顶、多采用悬山顶或囤顶，无论日字形、曲尺形、三合式或干阑式民居，在立面上一般都有一个视觉控制中心。给人以屋顶高低错落之感，并一般设有庭院，从四川成都画像砖上的民居遗制看，该民居规模较大。其平面呈方形，南向。右侧部分设主要建筑，为门与堂;左侧为附属建筑。两部分之间以并非全封闭的围墙、栅栏之类相隔，并辟门使两部分空间相沟通，有续断之效。右侧部分设两个庭院，绕以木构回廊。后院即正房之所在，面阔为三间制，屋顶作单檐悬山式，梁架结构为抬梁式，以斗?承重，有台阶踏步通入庭院。堂内二人席地对坐作叙谈状。庭院似以凤的形象为铺地。左侧亦有前后两个庭院，亦建回廊。后院平面较大，在东南角上建有一座平面方形的高楼，屋顶取为四注式。有一人在洒扫庭院，旁伴一狗，生活情调颇为浓郁。前院面积较小，有水井、炊房等设施。整个民居四周有围墙，其大门设于西南隅，这种形制颇为罕见，与一般中国古代民居的门制不合，可能反映了四川成都一带的古代居住文化的民风。

三合式住宅

日字形平面住宅

曲尺形住宅

干栏式住宅

图二 广州汉墓明器所表现的住宅型式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人对自然美的审美意识大为觉醒，虽然早在汉代，庭院文化中的自然美因素已经加重，比如据文献，西汉茂陵富户袁广汉在茂陵北山建造大型民居，居住区内除重阁回廊，厅堂相属，已是构石为山，引水为池，广植草树，但是，这种居住文化要到魏晋南北朝才始成熟。据《太平御览》记载，北朝之魏代末期，贵族住宅后部常常建有园林，叠山理水、种花植树，一时竟为风尚。这时期是大众啼饥号寒、兵荒马乱的时期，而贵族们则沉迷于山水之间，其住宅趋于大型化，常设庑殿式屋顶，取鸱尾。居住环境中重阁、飞檐、池沼、钓台、山石花树竞相比美。另一方面是佛教大盛、故舍宅为寺之风四起，使得中国佛寺文化大受中国民居文化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魏晋南北朝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这一点也影响中国人的居住方式，室内家具陈设有了发展。虽然至此中国人席地而坐的文化传统未改，而置于室内的床、凳、台等家具的高度增加了，使中国人的腰渐渐直起。

隋唐时代，中国民居的形制更为丰富，各地域、各民族的民居样式自是千姿百态，但是其基本模式仍是四合院式及其变异。从敦煌壁画及其它绘画中的建筑形象看，贵族住宅时作四合院式，这种住宅形制一方面出于求安全之需要，另一方面又契合中国人的内向性格。由于从魏晋沿习而来的对自然美的雅好之情趣依然未减，唐代民居尤其是大型富丽的贵族宅第的庭院文化十分发达，人们生活于自然美的簇拥之环境中，是颇符生理健康与心理审美之需求的。贵族住宅颇重视大门的设计与建造，时作鸟头门形式，这关系到贵族宅第的“脸面”，自然是重视的。从展子虔所绘《游春图》看，一般乡村民居也是四合院制，四周以房屋之外墙围绕而不使用回廊，这是一种比较经济、实惠的建造之法。当然，更经济、实用的民居自然谈不上用过多的花花草草来点缀，往往是简朴的三四院制，木篱茅舍，也别具风味。这一时期的民居内部秩序，是家具尺度的进一步增高，终于使中国人从传统的席地而坐，渐渐垂足而坐，这 一居住方式慢慢扩展至全国城乡。我们今天欣赏《韩熙载夜宴图》，可以见到画中有尺度较高的桌、凳、椅及床之类。这种起居方式的改变之原因，首先是因为它更符合人的生理特点、更舒适，同时在美学上，也说明了中国民居内部居住文化的成熟。

在宋元，随着整个建筑文化的细腻化与软糯化，民居尤其是宋代居住类建筑，也有趋于小型、雅致化的特点。从贵族宅第看，其规模未必大于唐代者，而木作细糯、斗?尺度减缩是一个特有的现象。园林山水渗入民居环境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民居风尚。而偏于精致的木作、砖艺与草树、山水的着意点缀，尤其南国垂柳、湖石之类的“装饰”，使民居显出更为秀丽的风韵。中轴线在住宅平面中是必须强调与暗示的，却由于自然美的烘托而不使民居建筑显得过于生硬与冷淡。贵族住宅继续注重其豪华的“门面”，时筑门屋或鸟头门。院落周围多以廊屋代替回廊，这是贵族住宅的一个新变化。还是四合院、前堂后寝的基本模式，不过，为加强前堂与后寝之联系，在两者之间设以穿廊，使得整座民居平面，呈为 “丁” 字形、“工”字形或“王”字形。在宋代，营造法式已经成熟，大多民居的形制比较严谨，僭礼者，不为也。但也有例外，说明书面上的规定，与实际建造之间有时会有一定距离。和大户豪宅不同，一般平民的民居自然比较简朴，这从宋代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情景中可以见出。(图三)坡顶、小青瓦，布局比较密集，高度不大。农村民居有的为茅屋顶，有的屋顶以茅、瓦相结合。城区小型住宅平面时作长方形，梁架、栏杆、棂格、悬鱼、惹草等具有简朴、灵巧的特点，屋顶多用悬山或歇山顶，其中渗透着礼制文化观念

图三 宋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上之民居

明清时代，中国民居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民居作为最基本的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显得更丰富。从数量上看，民居的数量自然与人口的增减相关。据《华夏意匠》一书所述，中国历代人口的增减趋势如下(不包括汉代之前及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

西汉

公元2年

5959万;

东汉

公元57年

2100万;

公元157年

5649万

晋

公元280年

1616万;

隋

公元580年

900万;

唐

公元732年

4543万;

公元755年

5262万;

宋

公元1021年

1993万;

公元1102年

4382万;

元

公元1264年

1302万;

公元1290年

5883万;

明

公元1381年

5987万;

公元1578年

6070万;

清

公元1644年

1063万;

公元1730年

2548万;

公元1741年

14341万;

公元1851年

43216万;

公元1910年

342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