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山佛教的发展

一、金乔觉的佛教信仰与九华山佛教的特色

相传金乔觉来到九华山后，既刻苦修行，又勤奋读经。他所读之佛经主要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这是中国净土宗的四大部经典，他下山请人抄写的也是这四部经典。由这里可知，金乔觉信仰的主要是净土法门。而他的修行方法也体现了净土法门的某些特点。净土法门的突出特色是修“称口念佛”，即在禅定状态中观想阿弥陀佛的形象，并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据说通过这样的修行，再借助佛的愿力，死后便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由于这一修行方法简单易行，因此在唐朝中期以后广泛流行，并很快与禅宗合流。净土宗与禅宗一样，不提倡著述。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金乔觉留下的文字极少，只有两首诗，这很可能与净土宗本身只重 “口称念佛” 及禅定而不重理论著述有关。

但是，金乔觉又并不明确地属于某一特定宗派的传承法系。他崇奉净土经典，苦炼传统禅修，同时又受到三阶教的某些影响。三阶教依其“秽土”观念，主张崇奉地藏菩萨; 而金乔觉恰以 “地藏” 为法号，这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他出于对地藏菩萨的信仰而起的。三阶教提倡苦行，注重禅定; 金乔觉在九华山修持的正是苦行与禅定。所以在他的身上，三阶教影响的痕迹较为明显。金乔觉本人信仰法门的复杂性使得九华山佛教具有融合性的特点，这是其特色之一。

九华山佛教传入于公元5世纪初。据明代嘉靖年间所编的《池州府志》以及清朝的《九华山志》等史料记载，在晋隆安五年(公元401)，一位天竺僧人杯渡来到九华山创建茅庵，传经布道。100年后 (公元503)，又有僧人伏虎来到九华山，居拾宝岩，建伏虎庵为道场。唐开元年间，杯渡所建茅庵正式被朝廷赐额，并有僧檀在那里传经说法，广收信徒。但此举却为当地豪强所不容，僧檀所居的寺庙被焚。直到金乔觉来到九华山后，山中佛教才真正发展并延续下来。金乔觉被尊为地藏菩萨后，一大批佛教徒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为弟子，一时僧众云集，胜瑜、道明、智英、道济、超永、卓庵等均名振一时。他们或投身建寺，或注重修持。如金乔觉的大弟子胜瑜为构筑台殿、开挖放生池、立化城寺朱台楼门而大显身手。尤其是，一批禅僧投拜金乔觉后，将禅学禅法传人了九华山，并由此而形成了九华山佛教的另外两大特色，即禅学发达与禅净合一。例如，道济禅师来到九华后，在此山安禅峰修禅50余年; 无际禅师则在青阳城内苦苦修行; 而神颖、应物、冷然、齐己等禅门高僧又以禅诗的形式弘扬禅法，在唐代诗坛上名重一时，为扩大九华山佛教的影响作出了贡献。这些禅僧的到来及其修行与传教，使得禅宗法门在九华山越来越发达，并与金乔觉修行的净土法门相融合，形成了禅净合一之特色。

九华山禅宗到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临济宗禅师大慧宗杲曾云游九华山并在化城寺传经布道，影响很大，死后被尊为 “定光佛”。南宋时，曹洞禅亦传入了九华山，九华禅法一时大盛。但到了元代，由于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及九华周围连年战乱等原因，九华山佛教处于衰落状态。而到了明代，九华山佛教又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九华古刹化城寺于此时成立了丛林，并渐次发展，成为东西两序十二寮房的总丛林。清代，朝廷屡派钦差到九华山赐银两、送匾额，当地政府也大力支持九华佛教的发展。这些优裕条件为九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兴盛打下了良好基础。康熙年间，化城寺已从原来的12家寮房猛增到72家寮房的总丛林，其中的一些寮房又发展为 “禅林” 或 “禅院”。

九华山佛教还有一个最大特点，这就是地藏信仰盛行。由于金乔觉圆寂后被人们尊为地藏菩萨，所以九华山在此后便成了地藏菩萨道场而受到海内外香客的朝拜。地藏菩萨在佛经中被尊为功德无量、威力无比的人格神。为了度脱众生，他变现无量化身，遍于十方世界，作种种利益众生的事。这种集大慈大悲、大智大德于一身的偶像自然受到人们的崇拜。而当人们有了金地藏这一具体的偶像后，更觉地藏菩萨真实可信。因此，地藏信仰在九华山极为兴盛，九华山成了地藏信仰的聚集地。

二、金乔觉证道九华的历史影响

首先，金乔觉卓锡九华后，与九华人民结下了深情，为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金乔觉来到九华山后，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相传吴用之、闵公、诸葛节、俞荡等人都曾帮助过他，同时也得到了他的教诲，受到了他高风大德的感化。例如，闵公将九华山施舍出来以后，又让自己的儿子跟金地藏出家。后来，闵公自己安排好家小，也随地藏出家。人们为了纪念金地藏借地的经历，在地藏菩萨两侧又塑了两尊护卫像： 左边的那位少年是闵公的儿子道明和尚，右边的那位长者就是闵公。这一事例说明，乔觉大师的到来使得中朝两国人民在志同道合的信仰基础上结下了深厚的法缘。此后，他一直被九华及中国人民作为中朝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而加以崇拜和怀念。不仅如此，金乔觉也是中朝两国农林技术交流的使者。他曾携带良种，在九华山上开垦种植，为中国人民留下了黄粒稻、五钗松、金地茶等九华名产。

其次，金乔觉的虔诚信仰和高尚品德具有巨大的感化力，他为净化当地人的道德观念和周围社会风气作出了贡献。金乔觉一生矢志佛道，苦修佛法，即使条件再艰苦也不改初衷，几十年如一日，精进向善，终成正果。对于当地人民来说，他既是宗教信仰的偶像，又是道德的化身。他的德行具有巨大的感化力，一些人为他的虔诚和德行所感化而纷纷解囊相助，为其弘传佛法创造条件; 更多的人则在他的感化下纷纷前来瞻礼、敬献、朝拜。当时，不仅是九华周围的人，即使是四方信众，无论是官吏、士人、富商、大贾还是平民百姓，都受到了乔觉大师的教诲和感化。这种感召力对净化当地的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金乔觉的到来使得九华山名流千古，享誉海内外。乔觉大师圆寂后，僧徒们纷纷建塔造寺，以纪念这位长者。他虽长眠九华，却一直被人们尊称为“九华老爷”。为了纪念他、礼拜他，千百年来，朝山进香者络绎不绝，九华山的影响越播越远，名声越来越大。即使是封建帝王，对此佛门圣地也十分赞赏。康熙皇帝曾亲笔御题 “九华圣境” 之匾，乾隆皇帝则在南巡途中御书“芬陀普教”之匾。而九华佛门自身更是深感自豪，自称“香火之盛，甲于天下”。从此，安徽九华山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嵋山及浙江普陀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第四，九华山因金乔觉而名振于世后，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墨客与佛门名僧。他们纷纷到此游览，或是观赏，或是朝拜，或是修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来到此地，大多留下了文章诗作。自古以来，讴歌九华的诗作不胜枚举，这些诗作为丰富、增色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例如，宋代禅门高僧证道后曾云游九华山，并住持化城寺传授临济禅法，他为人们留下了《游九华山题天台高处》之诗。明代哲学大师王阳明曾于弘治十五年 (1502) 入九华，由实庵和尚作伴而四处游览，并在东崖峰火打坐参禅。诗兴勃发之时，则兴笔写来，留下了妙趣横生的诗作。弘一大师亦曾多次朝拜九华，并为九华山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文人大德的每每造访，既推动了九华山佛教事业的发展，又扩大了九华山作为旅游胜地的知名度，而他们的佳作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分子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