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文行同伦

秦代推行共同文字、规范统一的社会伦理和行为习惯的政策。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造成民风习俗不同，文字语音有别。秦统一中国后，为了消除“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有利于政令的推行，丞相李斯根据先前流行的“大篆”和“古文”两种字体加以改造，化繁为简，创造了“小篆”，又称“秦篆”，并与中东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分别以“小篆”字体编写了《仓颉篇》、《爱历篇》、《博学篇》，作为蒙学教材和习字范本。现存《泰山刻石》、《琅?刻石》为小篆，字体匀圆齐整。之后，相传狱吏程逊又依据“小篆”再行简化，创“隶书”新体，成为以后通行的方体字楷书的雏型，到汉代演变成汉隶。其实，秦代文字并未真正实现统一。许慎《说文解字?叙》：“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籀书，八曰隶书”。与此同时，秦也致力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统一。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先后五次出巡四方，刻石垂教，以做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秦始皇二十八年第二次巡行，登琅?作琅?刻石，文中说：“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尊卑贵贱，不埘次行。淫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这一大段歌功颂德的文字，实质上是要求民众不论贵贱长幼，均要守本分，务忠良，不容奸邪淫佚之行存在。秦始皇三十七年第五次出巡，在会稽山(今绍兴东南)祭大禹，刻石颂秦德。其中许多文字都是化民成俗统一思想的。如“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藉成”。“有子而嫁，倍死不贞”。文字的统一，有利于政令的推行、文化的传播、教育的推广;改化黔首、匡饬异俗，进一步融汇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促进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引文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