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与民俗渊源

上海是一方不断增长着身躯的“活土”。从地质学的角度看，上海是一块十分年轻的土地，它由长江所携带的泥沙逐渐堆积而成。由于地壳升降及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海平面升降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个沧桑之变不但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且随海水进进退退而反反复复，大约在距今６０００多年的时候，才形成了一条北起娄塘，经嘉定城中、南翔、诸翟，南抵柘林的比较稳定的海岸线，史称“岗身”。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海岸线基本稳定在这一带，向东延伸相当有限。直到公元４世纪左右，海岸线才大幅向东推进，于公元８世纪抵达今月浦、周浦、下沙一线，即今上海市区的大部分地区露出了水面。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有意识地修筑海塘、海堤和围海造田，人进海退，海岸线继续稳步向东海推进。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之中。规模宏大的浦东国际机场就建造在昔日的海滩上，而且每年不断“生长”着，所以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俗话说“海纳百川”，上海在短短的７００多年时间内，发展成为国际一流的大都市，得益于她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江和海。

面向滔滔东海，航运沟通了上海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经贸、文化交流。上海不仅属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最向东伸入大海的部分，而且恰巧处在东亚大陆海岸线的中点。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洋之分，向来就是以长江口作为界限。因而，作为一座港口城市，上海是中国海上航运无可争议的中继站。在人类历史上，航运向来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手段，即使在其他现代化交通工具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航运仍是国际贸易中不可替代的物品交流的主要运载方式。正因为处在水路交通特别便利的位置，上海成了一个极其优越的国际商品集散地，一个“天生”的商业中心。

上海又处于我国第一大江――长江的入海口。涛涛长江，水量充沛，支流众多，航道常年不冻，可通航干流达数千公里，流经中国最广袤富饶的地区。辽阔的长江流域，资源丰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历来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坐落在江海交汇处的上海，因有一条水深流缓、适为良港的黄浦江贯穿其中，天然成为整个长江流域理想的海上门户，中国对内地辐射能力最强大的进出口咽喉。同时，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平原，通过纵横交错的水网与上海浑然一体，又成了上海天然的后方基地，源源不断地提供足够的食品和丰富的劳动力。因此，上海在地理上具有成长为一个第一流国际大都会的一切有利条件。

“海纳百川”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上海“海纳百川”的人文精神。在历史上，上海历来都是一个开放的城市，能接受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人；能容纳和很快接受各种新生事物，包括最先进的技术、最时髦的服装、最离奇的娱乐等等。开放使上海充满活力，生机勃勃。上海的民俗就是这种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吸收外来民俗因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上海民俗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多元的体系。它以吴越古俗为基质，融会了中原民俗、湘楚民俗、燕齐民俗、闽粤民俗以及西方民俗等众多民俗因子，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俗。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形成人员结构的“五方杂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民俗库”，当一个人还在母胎中时就已打上了居住地祖辈相传的民俗烙印，所以在这些来自各方的客民定居上海后，不可避免地把其祖地的民俗也随之带入了上海。数百万人迁居上海，且每个人都带来了自身的“民俗库”，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上海民俗的来源和构成尽管相当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城乡交融，二是中西合璧。

城乡交融是指外地习俗传入上海与上海固有习俗结合而产生新民俗，这是上海民俗形成的最主要的途径。如前所述，上海原来只是一个渔村，元代立县时仅３０万人，发展到现代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主要是由于大量外地人的迁入。据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人口统计，当时上海市区人口为１６０万人，江苏籍的就有１１０万人，占总数的６８．７５％；浙江籍的有３３万余人，占总数的２０％左右；还有全国其他地区的迁徙者，可见上海的居民大多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外来户，大多按籍贯成立会馆、公所，至清末，这类会馆、公所至少有３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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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又增加了不少。至１９４８年，上海地区的江苏人占全市人口的４８％，浙江人占２５％，广东人占２％，其他还有从安徽、山东等地来的不少移民。从总数来说，移民人数是上海本地人口的５倍，这一数字已足以说明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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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移民最初往往居住相对集中，形成一个个新的社区，社区内按照他们原来的习惯操办婚丧喜事和处理人际关系，成为一个个小的民俗圈。如胡祥轩《上海小志》卷十“杂记”中记载：“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小东门洋行街，多闽人行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这种情况在今日的上海仍可找到其遗存，如闸北区多苏北人，南市区多宁波人。当然这些小民俗圈不是封闭的，在长期的人员交往过程中，各地民俗之间、客来民俗与上海本地民俗之间互相吸收，取长补短，逐渐融合。如语言方面，上海人喜欢在称谓前加“阿”字，如阿婆、阿哥、阿弟、阿舅、阿拉上海人等，称床上为“床浪”，称上面为“高头”等，是受宁波方言影响的结果；称摔跤为“跌跟头”，选择问句用“阿是……？”等，又是受苏州方言的影响。饮食方面，上海人喜欢吃的月饼和粽子有苏式、广式之分；黄泥螺、蟹糊、鳗鱼、苔条饼及水磨年糕则又是宁波习俗的渗入；名菜“八宝鸭”是上海老饭店老板从苏帮菜鸿运楼偷学来的。又如民间舞蹈中，“闵行区万命伞和南市区龙凤双扇中江南小调与广东音乐的配融，闵行区鲤鱼跳龙门中江苏籍（帮）龙灯和安徽籍（帮）鲤鱼灯的奇妙凑合，都体现了只有在近代上海这种五方杂居的社会大背景下才可能发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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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俗中西合璧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是鸦片战争至１９４９年；二是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者是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辟租界供洋人居住，因此大量的西方商人涌入上海。租界开辟之初，采用华洋分居制度，后因小刀会起义占据上海，许多人“避难”租界，外商见有利可图，便积极建屋造房，租与华人，以谋重利，因此租界内人员骤增。有一份统计资料记载了当时上海英美租界从１８６５年（同治四年）至１９３５年（民国二十四年）间的人口增长情况，现摘要如下（见表），这份统计材料虽然不一定准确，但至少可以反映出７０年间租界中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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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美租界间人口增长统计表（１８６５―１９３５年）

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入侵和洋人的进驻上海，西方习俗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因为清朝统治者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以为只要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就能永保祖宗的基业。一旦国门被强行叩开，国人面对与传统习俗完全相异的西方习俗，嗤之以鼻者有之，惊奇观望者有之，更多的是争相仿效者。如茶馆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上海开埠以前就有不少茶肆，开埠以后更是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生意也非常兴隆。据记载，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上海有茶馆１６４家（实际数量可能远远不止）。传统茶肆的功能主要是休息，形式是品茶聊天；而这时期的茶馆由于受西方习俗的影响，在功能和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尤以广东茶室最为突出。如１９２７年，虬江路上新雅茶室开业，布置参照西式，清茶而外，兼营咖啡、可可、汽水等饮料，还出售西点和广东点心，吸引众多时髦男女纷纷光顾，视为谈情说爱的理想场所。有些广东茶室（包括粤菜馆）还邀请几位歌星演唱流行歌曲，由一小乐队伴奏，茶客高兴时可随曲起舞。一时间“音乐茶座”、“茶舞”的广告在上海街头到处张贴，盛极一时。名为茶馆（室），却兼售咖啡、可可，既有传统的说书艺人，又有流行歌曲、爵士乐队，真正是中西方习俗绝妙而古怪的结合。又如上海语言中的“洋泾浜”就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形成的，那些喜欢时髦的人用英语词汇，以汉语句法构成句子，或者干脆在讲话中插入一两个英语单词，如称手杖为“司的克”（Ｓｔｉｃｋ），出入证、通行证为“派司”（Ｐａｓｓ），弹簧锁为“司必灵”（Ｓｐｒｉｎｇｌｏｃｋ）等等，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电影、电视中有些角色经常会冒出一两句外语，以“显示”身份一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上海同国外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外宾来沪旅游观光、办厂经商，上海人也大量出国留学、打工、旅游，因此在习俗方面迎来了与西方习俗交融的第二个高潮。如前面提到的过圣诞节就很典型，圣诞节在旧上海的租界中曾经流行过，但华人似乎没有大量卷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只是在教堂中基督徒每年举行。时至１９８４年，上海的锦江、和平、国际饭店等涉外宾馆饭店，为了组织中外宾客圣诞联欢，在店堂里布置了圣诞树，举行圣诞活动，当时还引起了国外新闻媒体的极大惊奇，把它当作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气象。自此以后，圣诞热一年热过一年，逐年加温，至１９９０年竟有上百万人卷入这股热潮。圣诞之夜，宾馆饭店、餐厅酒吧、娱乐场所都成了圣诞欢庆的中心，处处爆满。

旧时洋泾浜，中外商人多在此浜两岸进行交易

圣诞节是一个“原装进口”的节日，一个在中国没有“根”的节日，为什么会在上海“热”起来，有人曾对此作过分析：第一，这些年，上海走出去、迎进来的人较多，加之改革开放多年引起观念的变化，使得圣诞节获得了能够热起来的社会载体和心理承受基础；第二，我国传统的节日较偏重吃喝，形式单调，已不能满足社会群体各个层次的需要。而圣诞节活动中，形式较为丰富多样：圣诞贺卡图片精致、词句文明，既符合富于浪漫情调的年轻人的喜好，也博得了那些平时忙于工作和家务的中老年人的青睐，以贺卡传递感情、沟通联系，比送吃的、喝的有意思；过节场所从家庭转到宾馆饭店，吃顿异国风味的西餐，领略一下豪华宾馆的内部设施，唱一段卡拉ＯＫ，在豪华舞厅跳一通宵舞……这些都比传统节日有吸引力。另外，近几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他们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宾馆饭店组织的豪华而昂贵的圣诞欢庆正适合他们的需要。正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圣诞节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能在上海流行起来。

当然，上海兴起的过圣诞节习俗一开始就不是国外圣诞节的照搬。首先，上海人心目中的圣诞节只是一般的节日，与最大的节日――春节，尚不可同日而语；其次，西方人过圣诞节，主要活动场所是家中，圣诞树、圣诞灯装饰一新，而圣诞节至今仍未进入上海人的家中；第三，上海人过圣诞节已渗入了很多上海的习俗。“‘人家过，咱能不过？’的心态，以及‘别叫人看做土老帽’的无奈，于是你也趋时，我也从众，于是‘大家都来过圣诞’――过的似是洋人的节，续的倒是赶浪头的‘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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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狂热，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上海的圣诞节习俗进入了“交融”、“创新”阶段，其中的西方习俗逐渐减少，而本地民俗的内容则逐渐增多，两者逐渐地融为一体。“计划在圣诞节哥儿们吃顿涮羊肉”，这是上海几位青工的打算，涮羊肉是地道的中国特产，将圣诞节中吃大餐改为吃涮羊肉，表面上看就像着西装穿布鞋，不伦不类，但这恰恰就是上海民俗的“融合力”和“创新力”。

综上所述，现时上海民俗如果从构成因素分析，是由土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上海民俗、外来民俗、西方民俗三部分组成的，恰如数学中的“交集”，其关系如下图所示：

实际上，在上海民俗的形成过程中，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既不是简单的相加，也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一种共时的融会，历时的沉淀。从理论上说可以分为“对立─并存─交融─新俗产生”诸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