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绳到仓颉造字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汉字起源的文献记载，最早来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传说，有的还带有神话的色彩。但是，神话与传说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历史现实的折射反映。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旧说，并不都是无稽之谈，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传。尽管这些传说并非汉字起源历史面貌的详尽写实，但是，它们对推断汉字起源前后的状况和推断汉字起源的大体时间，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大体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前文字时期的传说，另一类是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原始汉字发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汉字向成熟的文字体系过渡时的一些历史状况。在这些传说中，结绳说与仓颉造字说最值得我们注意。

汉字产生以前，中国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结绳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结绳记事的说法首见《易经?劳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夫。”《庄子?渺箧篇》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根据这两个说法，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至于结绳这种记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上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 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与发明文字的想法是很 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脑子里，只有在记忆所能达到的时间和准确度之内，才是可能的。但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标志来提示它。人们在相互约定某一事情后，也需要有一种客观凭据以便长期遵行。前者是记录某种思想内容，后者是记录某种交往内容，使这些内容超越时间的限制，这正是激发人类发明文字的动因。也就是说，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了。绳结的可区别性很低，只能用结大结小来标记大事小事，像秘鲁土人用不同颜色的绳并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绳结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后来又用于约誓之事，能够“各执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种约定的内容;原始社会的人群活动范围还不很大，对记事符号的交际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语言的时间限制比突破空间限制更迫切一些，结绳作为一种视觉的记事符号，在记事的数量和明确性上虽然极为寥寥，但它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从结绳到文字，虽然发展了几千年，但在性质上，距离已不很遥远。结绳说既有后代民俗作为确证，又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时间错乱的“八卦”说，虚玄的“河图洛书”说，是不能与结绳说同日而语的。至于刻契，主要用于战争和交换，在超越空间限制传递信息上，功能大于结绳，但记事的功能更弱，历史的普遍性也较差。不过，以齿记数的作法，对文字的产生也会有启发，作为前文字的一种现象，也是可信的。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在四十多年之前还一直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

图一 传说的仓颉书

在有关创造汉字的传说中，仓颉造字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传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荀子》、《韩非子》也有关于仓颉造字之说。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淮南子?本经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称作《仓颉篇》。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文心雕龙?练字》沿袭许慎的说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的名句。

对于仓颉造字说，过去的历史学家们着眼于考证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时代。由于确凿史料的缺乏，很难得出结论。而在我们看来，仓颉造字说的可取之处，主要在于它说出了汉字起源的一些道理，许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这种传说把结绳与仓颉造字衔接起来，认为在“庶业其繁”以后，结绳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人们必须探索新的方式，创造更多的相互区别的符号，来记录更多的信息。在“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人们从鸟兽蹄?之迹得到了“依类象形”、“分理别异”的启示，逐渐创造了文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这一点，从汉字构形系统中也可见其端倪：

金文的“番”，义为兽足，上从“ ”(bian)，下写“ ”， 是兽足的形状。其实，“ ”是“番”的古字。《说文解字》中“ ”与“番”已分化。“番”仍训“兽足”，古文作“ ”，“ ”则训“辨别”，而且“读若辨”，也就是说，古代文献不写“”而写“辨”。 从汉字构形可以看出，从“ ”从“番”的字都有“仔细观察”、“分析”等意义，如“?”当“仔细辨别”讲，“释”当“分别物类”讲，“悉”当“详尽明白”讲……这些都可以看出“兽足”和“分别”意义之间的关系。古人靠辨别各种足迹来得到鸟兽活动的信息，避猛兽而猎获食物。所以，人们逐渐懂得，不同的图像纹路可以标示不同的事物、意义。从鸟兽足迹的辨析而得到图画、象形文字的启发，是合乎逻辑的。

其次，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首先是政事往来的需要。所以，汉字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应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巫史。史与文字的关系，也可从汉字构形中得到证实：

甲骨文“史”作 ，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大盂鼎》的“

事”(御事)，卜辞称“

史”，是殷周治事之官。卜辞中“贞史”是“问事”，“史贞”是“事问”。正见“史”、“事”是一字。“史”字从“中”，“又”是手，以手执中正是史官的形象。“中”是簿书、典册。《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是讲?祀时烧柴，置玉帛于其上，同时也连文册一起烧掉。“中”是文册。《周礼?秋官?小司寇》：“岁终，则会群士计狱、毙、讼登中于天。”“登中于天”就是写在天府的登记册上，“中”即“册”。《周礼?春官?天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众注：“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所以，“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他们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的人。

仓颉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对群众自发产生的字符加以规整。《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对“壹”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释作“专一”，把《荀子》这句话理解成：“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中由于用心专一而最有成就的一个”。又有人以“壹”为“同一”、“统一”，认为《荀子》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仓颉整理过文字。其实，《荀子?解蔽篇》所说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壹”与“两”相对，不受邪说的蒙蔽叫作“壹”。荀子认为，后稷之于稼，夔之于乐，舜之于义，和仓颉之于书一样，都是因为专门从事某方面的工作，从而掌握了正确的规律，才能独传。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了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在汉字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了独特的作用。可以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仓颉”出现的时代，应在原始汉字有了 一定数量的积累阶段，也就是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说他在神农氏之后的黄帝时代，是因为黄帝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至于具体的时间，是不足为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