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籍的整理

一、赵绍祖及其 《通鉴注商》

赵绍祖，字绳伯，号琴上，安徽泾县人。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卒于道光十三年(1883)。据载，赵乃宋宗室赵不吝后裔，曾祖、祖父及父亲，“皆胡声痒序” ( 《皖志列传稿》 卷五 《赵绍祖萧穆》)。他有良好的家学素养，自幼好学，9岁以后“能文”称于时。20岁应童子试，得大儒、安徽督学朱筠赏识，被提拔入县学，旋补禀膳生。因有朱筠这位名师指导，绍祖学问日进，“学侣咸推之”，名震一方(《赵琴士徵君墓成铭》，《续碑传集》卷七十六)。后几经科考，都未能中，遂淡于仕宦，而专考订经史百家及碑版书画之属，钩稽抉择，力求精要。

绍祖秉性孝友，热心公益，名列全府孝廉方正第一。后被委参加纂修《安徽通志》。志成，他所编写的部分，众人叹为“详整有体”(《赵琴士徵君传》，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六)。以后，历任代理滁州、广德州训导，继主池州府秀山书院和太平府翠螺书院。卒后，合邑推重，立祀乡贤祠。

绍祖公务之余，悉心研究学术，著述繁富。金石类有 《金石文钞》，《续钞》，《古墨斋金石跋》，《安徽金石录》等; 考史类有《新旧唐书互证》，《通鉴注商》，《校补竹书纪年》等;读书笔记类有 《读书偶记》，《古墨斋观书记》，《古墨斋笔记》等。此外，尚有 《安徽人物志》 和 《校补王氏诗考》等; 又辑录师友和族人诗为《兰言集》、《文为同心言》和《赵氏渊源集》; 汇集本邑先辈所著书数十种为《泾川丛书》。总计绍祖撰著或辑录著作近十种，250多卷，堪称是个博学的通儒。

赵绍祖于学“无弗窥究，而尤深于史”(《赵琴士徵君传》，见缪荃孙 《续碑传集》 卷七十六)，《通鉴注商》 和 《新旧唐书互证》是绍祖的史学代表作。尤其是 《通鉴注商》 不仅是一部对《通鉴》胡注进行“商榷”的著作，而且更重要的是绍祖在这部著作里，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

《通鉴注商》 18卷，为胡三省 《资治通鉴音注》 而作。《通鉴》胡注用力甚深，正如胡氏自己所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资治通鉴音注? 自序》)。但胡注并非无懈可击。《通鉴》胡注“徵摭既广，不免检点偶疏”(苏渊香《读史类要》第193―194页)。正因为如此，赵绍祖用了不少功力，对胡注“参研抉发”(《赵琴士徵君传》，见缪荃孙 《续碑传集》 卷七十六)，于其中的错误及当注未注者，均一一为之订讹、补遗。他商榷胡注的方法是先引《通鉴》正文，继而将胡注列出，然后作者自己加按语为之驳正，并注明所据材料出处，以示己之不妄作臆说而“轻訾前哲”(《赵琴士徵君传》，见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六)。共列出544事，发掘精微。另外，绍祖以 “胡氏注唐末及五代地理多取宋王存等所修《元丰九域志》，既多与今本不同，而未知孰是”，因而，“姑条其异同”，于卷十八列出187事，“以俟知者”(《通鉴注商》卷十八之卷首语)。

《通鉴注商》涉猎面也很广泛，从音注、字义训诂到史实辨误，还间或有赵氏自己的议论。可以这样说，凡是胡注所谈到的，《注商》差不多都曾论及。例如： 音注方面，秦始皇时宦者?毒的“?”字发音问题 (《通鉴注商》卷一); 地理沿革方面，“上 (汉武帝)耕于距定”的距定县归属问题(通鉴注商》卷一); 器物制度方面，王莽居摄二年 (公元七年) 铸造的大钱上的铭文是什么的问题 ( 《通鉴注商》 卷一)。

不独如此，《注商》对于胡注里出现的衍文，笔误之处亦尽情摘发，如没昭帝年寿 (卷一)、刘宋元嘉元年胡注衍字 “李延寿曰” (卷七) 等等。

还有 《通鉴》 不误而胡注反误的，绍祖也予以更正，如 《通鉴》所载 “猎于金城西” 的谯襄公柴绍，胡注认为 “当作许绍”。绍祖以新旧 《唐书》 “柴绍封谯国公，谥襄，图形凌烟阁”，而“许绍虽封谯而无谥，且未尝在图形之内”，从而得出“《通鉴》不误而注误也” ( 《通鉴注商》 卷十三) 的结论。

若实在不能作出决断的，则提出疑问，以示后来读史者自辨之。这类性质的问题，集中于第十八卷。这种存疑“以俟知者”的方法，比起武断或忽略不提，无疑大大利于后人对历史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赵绍祖大胆地采用了理校法，对胡注或 《通鉴》 原载与情理不合者，提出自己的看法，颇能发人深思。试举一例说明之。《通鉴》载：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唐太宗对尉迟敬德说： “朕欲以女妻卿，何如?”胡氏对此未加注释。绍祖根据新、旧 《唐书》所载，推算出是年敬德55岁，而太宗不过42岁[误，实为41岁 (公元599―639)]，“以42岁之人，欲以女妻55岁者，此必无之理也”。继而绍祖责备道： “新旧传 (指新、旧《唐书》里的 《敬德传》 皆不载此事，《通鉴》 杂采他书，而胡氏不为举正” ( 《通鉴注商》卷十三)。如此说来，尉迟敬德富贵以后不弃糟糠之妻的佳话则纯属乌有。

从上述诸例可以看出，《通鉴注商》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指摘入微，纵使一音一言，只要有疑误之处，都尽力予以纠正。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注商》作者的考史态度是很谨严的。正是在这种谨严的考史态度的指导下，《注商》鲜有考证失实之处。

不过，与考证史实的精微程度相比，《注商》的评论部分就显得大为逊色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赵绍祖没有经历过亡国的切肤之痛，不能透彻理解胡身之处于那种 “思亡国之痛，念故国之情” 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倾注于 《通鉴音注》 中的良苦用心，以至在对胡注的 “商” 中，不免有迂腐之见。对东晋 “保江”策略的评论可视为典型的例证。《通鉴》： “ (晋穆帝永和)八年，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枋头，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胡氏注曰： “保江之说，此王导佐 (晋) 元帝之规模。世之议者，讥其忘仇忍耻，置中原于度外。若以量时度力，保固根本，言之此策，未为非也”。绍祖讥此论为 “真宋人之见也” ( 《通鉴注商》卷五)。殊不知，胡身之这个评论，实际上是抱怨宋朝统治者的昏庸无能： 既不能统一中原，又不能保固江左根本，最终覆灭。所以胡又说“若以量时度力，保固根本 (江南地区)，言之此策，未为非也”。可惜，绍祖不曾省会胡注本意。

赵绍祖的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 《通鉴注商》一书里。绍祖以加注按文的形式，因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

第一，他认为“祸福无定”，坚决反对天命论思想。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450)，司徒崔浩修史，“刻石道旁”，暴露了 “国恶”，触犯权贵，而遭灭族之祸，其亲家范阳卢氏及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几大望族都被夷灭。胡注曰： “浩所连姻，……以浩故，皆赤其族。择耦 (偶) 可不谨哉!”绍祖大不以为然，说： “魏之滥刑极矣，此自不幸值之，非择耦之过也”。并提出质问： “胡氏咎其不谨，不知将从何致谨耶?”接着又道： “观魏世祖后云 ‘崔司徒可惜’，可见祸福之无定也”(《通鉴注商》卷七)。赵绍祖能够联系政治背景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考察历史人物或事件，不相信天命论，这种进步的史学思想理应给予肯定。再者，绍祖不以成败论人事。自从司马迁在 《史记》 中作 《项羽本纪》 和 《陈涉世家》，开创了不以成败论人事的修史、论史义例，绍祖继承了这个优良的史学传统。他竭力批评胡注“祗以成败论人”，如公元465年，蔡兴宗密谋废除宋废帝刘子业，同时告知沈庆之、王玄谟、刘道隆等，而后者不敢泄真言，这是为什么呢?胡注是这样解释的：“昏暴之朝，人不自保，‘时曰害丧，予及汝皆亡!’ 盖人心之所同然也”。绍祖斥之为“只以成败论人”，说道： “沈庆之不尝发柳元景之言乎? 况刘道隆又与帝同恶者。蔡兴宗自有取死之道而不死者，幸也。若沈庆之答兴宗之言，不失为人臣之节? 而胡氏注有贬辞，盖碉以成败论人，非有定见也” ( 《通鉴注商》 卷八)。

反对天命论和不以成败论人事的思想贯穿着 《通鉴注商》 全书，其佐证到处可见。因此，可以说，赵绍祖史学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

第二，赵绍祖又有着浓厚的封建名节礼教思想。他主张遵从封建道德，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切莫 “犯上作乱”; 重视“人臣之节”，提倡忠君不贰。这在《注商》里表现得也很突出，形成为他的史学思想的落后面。公元466年，沈攸之等率诸军至寻阳，斩杀起兵反对宋明帝的晋安王刘子勋，传首建康。胡氏注曰：“晋安举兵， 实义举也。邓琬不足道，若袁、孔， 岂可谓不得其死哉!世无以成败论之”。实际上，身之感伤于南宋末年垂亡时事，在此借题发挥，并非完全是就事论事。绍祖没有领会到这层意思，所以他说： “晋安举兵，本求免死，不得谓之义举; 况湘东(宋明帝)定乱以后，自可解甲就封，而群小挟幼主，乃欲以犯上作乱之师，而假起义勤王之说，从之者，尚可谓得其死哉!”因而讥刺胡氏道：“胡氏本好以成败论人，而忽作此议论，殆又不自知其言之谬也” ( 《通鉴注商》 卷八)。关于这个问题，陈恒先生在他的《通鉴胡注表微》中作了精辟的阐述： “此赵 (绍祖)君观点之不同也。废帝被弑，晋安以皇弟起兵，四方贡计咸归焉，岂得谓非义举?湘东以叔父临制，诸蕃幼弱，先后剪除，继登大宝，是为明帝。于是，诸州起义、勤王之举，悉视为犯上作乱之师。赵君之说，即本于此。而身之则以子勋比帝?，以袁、孔比张 (世杰)、陆 (秀夫)，寻阳比?山，故曰死得其所。赵君乌知之哉!”( 《通鉴胡注表徵》 第十九 《生死篇》)

由上可知，赵绍祖由于未能领会 《通鉴》胡注评论部分之真谛，一些议论歪曲了胡注的本意，确属不当。但是，他敢于对胡注中流露出来的消极、落后的一面提出反对意见，表达他自己的进步史学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汤球及其对晋史的辑佚与研究

汤球，字笏卿，又字伯??不征鹣厝耍??谇寮吻炀拍戗1804)，逝于清光绪七年(1881)，是19世纪中国的知名学者。汤球少好读书，勤于思考，思路开阔，博闻强记，许多文章、诗句都能朗朗上口。当时黟县有两位大学者，一位是俞正燮，长汤球29岁; 一位是汪文台，长汤球9岁。因志趣相投，他们三人成了忘年交，过从甚密，互相砥砺，互相切磋。这对汤球后来专门从事经史研究并取得较大成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汤球长期隐居于乡里，创办书院，授业解惑，弟子很多。汤球授课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诸生举经义相质，必引据师说，徐下己意，决其异同，无穿凿无附会” (民国 《黟县志?汤球传》)。汤球善于推测学生的心理，有时与远道而来的弟子仅交谈数语，即可尽得其品性梗概，予以适当指导。他还善于察知学生的思想情况，分别启发，使其能明确表达心情。他还教导学生躬行实践、切实用力。这些都反映了他讲学的风格。他性情耿介，廉洁自持，“授徒奉亲束?外不受一无名钱”，乡里 “敬其清操，亦无敢干以私者”(《黟县志?汤球传》)。由于汤球大力兴办教育，从而为繁荣当地的学术文化作出了贡献。正如 《黟县志?汤球传》 所说：“黟山县僻小而士皆潜心经术，实君为之继也。”

同治元年 (1862)，汤球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人。同治十年，汤球已经68岁高龄，由于齿德皆优，名重一时，被举为孝廉方正，但他无意于仕途，仍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治学态度严谨，对前人的论说探讨，必依据经典，考辨审实，比较异同，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其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博得人们的称赞。他在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其中在考据学方面，他修订补辑的古书有郑康成逸书9种，刘熙《孟子注》、《孝经、论语注》，刘珍等《东汉观纪》，皇甫谧 《帝王世纪》，谯周 《古史考》、《傅子》，伏侯 《古今注》 等十多种; 言论集方面辑有 《晋诸公别传》、袁宏《名士传》、郭颁《世语》、裴启 《语林》、《山公启事》等五种; 在地理学方面，他辑有《太康地记》、《邺中记》、《林邑记》三种。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对天文、历法、数学等也很有研究。

汤球在学术研究上最突出的贡献则是填补了晋史研究中的空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对诸家晋史的辑佚和校勘

在唐人修晋书以前，“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为之晋书者无虑数十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其中最著名的有18家： 大约是晋陆机 《晋书》、王隐 《晋书》、谢沈 《晋书》、干宝《晋纪》、邓粲 《晋纪》、孙盛 《晋阳秋》、虞预 《晋书》、曹嘉之《晋纪》、何法盛《晋中兴书》、朱凤《晋书》; 刘宋徐广 《晋纪》、檀道鸾《续晋阳秋》、裴松之《晋纪》、谢灵运《晋书》，萧齐臧荣绪 《晋书》，萧梁萧子云 《晋书》、萧子显 《晋史草》、沈约 《晋书》等18家。其中臧荣绪所编 《晋书》110卷，志传俱备，是比较完整的。此外还有晋束皙 《晋书》帝记十志、荀绰 《晋后书》、习凿齿《魏晋春秋》，刘宋刘谦之《晋纪》、王韶之《晋纪》、郭季产 《晋纪》，萧梁萧铣 《东晋书》、郑忠 《晋书》等8家。总共合计有26部。这些晋史，以唐太宗的眼光看来，认为都不足以传世，他于贞观二十年 (公元646) 关于《晋书》下的诏文说： “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绪烦而寡要。思劳而少功。……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诠次旧闻，裁成义类”(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 《册府元龟》卷五五六《采撰》)。于是，“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纪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体，竞从新撰者焉” (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所谓“新撰”即唐修晋书。它称之为御撰，或称许敬宗撰，或称房玄龄撰 (《新唐书?艺文志》称御撰; 《旧唐书?晋籍志》 称许敬宗撰; 《宋史? 艺文志》 称房玄龄撰)，参加修书的人数有12人、18人、20人和21人诸说。可以肯定，这是一部唐人集体编写的史书。由于唐太宗亲自撰写了 《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 四篇末尾的 “论”，故该本《晋书》又题“御撰”，于贞观二十二年 (公元648) 完成，共130卷。这部书虽然从大体上看来，具有体例组织严谨，“载记”条理清楚，列传材料珍贵以及保存了一代史料等方面的优点，但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取材不够慎重，“好采小说，论赞不实” ( 《史通》 卷五 《采撰》，卷十六 《杂说上》，卷十七 《杂说中》)，“好采碎事，竞为绮艳” (民国 《黟县志?杂志》)，不注意对史料的甄别取舍，对一些怪诞荒谬的史料也予收录，从而大大影响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另外，该书因出于众手，体例上未作统一要求，致使书中记事前后矛盾，疏漏遗脱之处随处可见。到“安史之乱”发生时，作为“御撰”晋书编写时的主要蓝本臧荣绪所撰《晋书》，已下落不明，其余的25家《晋书》，也皆散佚，因此对晋史的辑佚和校勘，显得尤为必要。

为了把散佚的26家晋史辑录成册，汤球耗费了很多心血。他杜门不出，终日埋头书案。首先是博览群书，广泛搜集资料，并对各种资料进行排比对照; 然后利用其在考据学上的学识，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考证、补阙和纠谬的工作，历时数年，完成了对26家晋史的辑佚与校勘的工作，虽然未能完全恢复其本来面目，但由于他的努力，保存下来了这些散佚的史书，其贡献是很大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辑佚较为全面，二是补充了晋史资料的不足，三是提供了研究唐修 《晋书》 的证据。梁启超称赞道：“汤氏辑两家 《汉晋春秋》，两家 《晋阳秋》，五家 《晋纪》，十家《晋书》，十八家霸史。……皆两晋史籍碎金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二) 编撰 《十六国春秋辑补》 和 《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

北魏人崔鸿曾撰《十六国春秋》一书。《魏书?崔鸿传》说崔鸿 “式缵世业，古学克明，在新必镜，多识前载，博极群书，史才富洽，号称籍甚”，所撰 《十六国春秋》“近代之事最为备悉”。但该书到北宋中叶以后已散佚。后来流传的《十六国春秋》100卷，系明代万历年间屠乔孙、项琳等人从 《晋书》、《北史》、《魏书》、《册府元龟》、《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录有关十六国史事，加以补缀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六说： “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基本上是说对了的。此书采录丰富，凡关于十六国的事迹，一概收入，但该书有很多缺点，遗漏、舛误、重复处比比皆是，其中最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不注出处，这就使人未经检索，难知其史料来源，从而大大影响了史料的可靠性; 二是考证欠精，系年错误很多。例如该书卷四 《前赵录?刘聪传下》麟嘉二年正、二月连续记载灾异七事： (一) 正月朔日，黑雾四塞，终日竟夜，着人如墨，五日乃止; (二) 石人言于宣光陵;(三) 二月，雨血于东宫，其日 (当作月) 又雨血于光极殿;(四) 东宫四门无故自坏，内史女人化为丈夫; (五) 东平王约死而复生，言见刘渊于不周山; (六)东宫鬼哭; (七)赤红经天，南有一岐，三日并照，各有两珥。以上七事所发生的时间，经与《御览》、《北堂书钞》、《晋书》核对，除第 (二)在麟嘉二年、第(六)事未详外，余五事均不在麟嘉二年。像此类系年错误尚能例举出许多。三是原书被群书引用的材料，反而有失检录，没有完全收集起来。针对该书所存在的问题，汤球以何镗汉魏丛书的简本 《十六国春秋》 为底本，汇集 《晋书》张轨、李?等 《传》及刘渊等《载纪》及原书散见于群书中的其他材料，重加辑补写成《十六国春秋辑补》 100卷。

表7―1 《十六国春秋辑补》编次和篇目

国 名

卷数

列 传 名

前赵录

一○

刘渊刘聪刘曜等

后赵录

一二

石勒石宏石虎冉闵等

前燕录

八

慕容?慕容? 慕容俊慕容?等

前秦录

一 一

苻洪苻健苻生苻坚苻丕 苻登等

后燕录

七

慕容垂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等

后秦录

九

姚戈仲姚襄姚苌姚兴姚泓等

南燕录

六

慕容德慕容超等

夏 录

三

赫连勃勃赫连昌 赫连定等

前凉录

九

张轨张?张骏 张重华 张祚 张元清 张天锡等

蜀 录

五

李特李流李雄李班李期 李寿李势等

后凉录

四

吕光 吕纂 吕隆等

西秦录

四

乞伏国仁乞伏乾归乞伏炽盘等

南凉录

三

秃发乌孤利鹿孤 ?檀等

西凉录

三

李?李歆等

北凉录

三

沮渠蒙逊等

北燕录

三

冯跋冯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