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的合流

(一)今、古文经学合流的趋势

今、古文经学虽然有许多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特点，但二者也有共同之处，如古、今文经学都讲经世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只是古文经学阐发五经大义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不像今文经学那样曲意逢迎，阿世媚俗，急功近利，投机钻营，学术味浓些，多专志于学术研究。再加上古文经学学风严谨朴实等优点，为今文经学所不及。因此，随着斗争的深入，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兴盛，而今文经学的弱点逐步暴露，尤其是与谶纬神学合流的一派，那些荒诞不经的东西逐步为社会厌弃，尽管它有皇权的支持和提倡，也曾出现过虚假的极度繁荣，但在斗争中逐步衰败的趋势是无可阻遏的。而古文经学则以其优点为更多的人所重视和接受。至西汉末期，今文经学家就开始向古文经学靠拢，有人兼治起古文经来。从东汉初起，古、今文经学者便开始了古、今兼治的风气。如今文经学大师丁鸿，以欧阳《尚书》成名，又从杨伦受《古文尚书》;李育为今文学大师，亦“颇涉猎古学。”(《后汉书?儒林传》)古文经学大师贾逵，既通古学，也兼五家《谷梁》之说，并为章帝撰《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和《古文尚书》，论其异同;又论《齐诗》、《鲁诗》、《韩诗》与《毛诗》异同，作《周官解故》等。许慎被称为“五经无双”，著《说文解字》、《五经异议》等等。处于社会基层的芸芸学子，更是冲破了今文经学的师法家法束缚，自由投奔名师，致使经学大师门下弟子数千人。这是东汉前期古、今文经学的融合趋势，及由此带来的经学繁荣。但至东汉下半期的桓、灵之际，由于政治的腐败，“党锢之祸”的爆发，黑暗腐朽势力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迫害，两汉经学衰落下去，以至结束了。然而，从文化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两汉经学的主体――儒学思想，作为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却未因两汉经学的衰亡而消灭。再者，两汉经学虽衰亡了，但作为流传数百年，曾经发生过巨大政治功能、影响至大的经学发展兴衰的过程，必须有一个总结。顺应东汉经学由两派对立斗争而趋向统一合流的趋势，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经学大师郑玄应运而生。

(二)郑玄对两汉经学的总结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先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师琢郡卢植、事扶风马融等大儒。马融门徒400余人，郑玄3年未见马融一面。在一次讨论中，始得从马融“质诸疑义，问毕辞归。”马融喟然而叹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后汉书?郑玄传》)郑玄归来，客耕东莱，弟子相随者数百千人。后遭党锢之祸，便闭门隐修经学。

这时，任城(今山东济宁市)公羊学大师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维护《公羊传》，反对《左传》和《谷梁传》。郑玄则针锋相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纠正专守今文学的偏见，阐发古文学的长处，使何休见了心悦诚服，且受到启迪，赞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同上)由是古文学遂明，郑玄也声名大振。东汉晚期，党禁解除，但天下大乱，尽管何休、孔融、袁绍等对郑玄礼遇有加，但郑玄始终再未卷入政治斗争，潜心著述终生。

在学术上，郑玄打破了两汉今、古文经学的门户界限，古、今皆治且皆通;古、今融会，学识渊博。从天文、律历、算学、图谶到古代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无不精通。他遍注群经，不拘于门户、学派，融合吸收各家精华，注释广博、精深而简约。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杜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百余万言。《后汉书?郑玄传》的评价是：“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座，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注一出，学者皆从，故有郑氏徒党遍天下之说。清人皮锡瑞是今文经学家，对郑玄不无微词，而对郑玄的成就也是肯定的，他在《经学历史》中说：

郑君博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言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

皮锡瑞称郑玄经注为“经学小一统时代”。

(三)郑学与王学之争

兴盛于两汉的经学，随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结束和东汉王朝的覆亡，也告一段落。但是余波未息，齐鲁地区经学大家如王肃、王郎、王衍、王弼、王基、孙叔然、徐干等都是全国著名人物，而且在魏晋之际，齐鲁经学领域还曾爆发了一场纷争，即王学与郑学之争。郑学指郑玄之学，王学指王肃之学。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三国魏国经学大师，王肃学派创始人。他在经学上独树一帜，虽兼通今、古文经，但竭力维护古文经学，以坚持圣意、坚持孔子圣人思想学说的纯洁性自居。他以马融为师，且喜贾逵之学。对郑玄兼采今文学说不满。他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予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得不开而辟之哉?”(《孔子家语?序》)为此，他撰《圣证论》12卷，规驳郑玄数十百条;撰《尚书驳议》5卷、《毛诗义驳》8卷、《毛诗奏事》1卷、《毛诗问难》2卷，均针对郑玄而发。对此，清人马国翰评论说：“肃必欲尽废郑学，驳之不已，复陈诸奏，何见疾之深乎!”(《玉函山房辑轶书?毛诗奏事》序)。为了立论有据，王肃抬出《孔子家语》(有人说是王肃假造)，实在有点无聊。于学术发展毫无补益，于其为人也令人不齿。然而王肃为何恨郑玄之学如此呢? 说穿了，为抬高自己的地位。正如清人皮锡瑞指出的：时“郑君名重天下，肃以为必假圣训乃足以夺其席。”(《圣证论补评?自序》)为了达到这个私人目的，王肃除抬出孔子外，还采用了其他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如以今文攻击郑学的古文之说，又用古文攻击郑学的今文之说等等。王肃挑起的这一争端，只不过是两汉经学各学派互争高低的陋习的余绪而已，实不足取。因此，在当时就受到郑学派人物的批驳。如王基、孙叔然等就对王肃进行了斗争。

王基(? ――261)，三国魏经学家，字伯舆，东莱曲城(今山东掖县)人。郑学派代表人物，曾入琅邪游学，拜郎中，擢升中书侍郎。因王肃著诸经传解，并论定朝仪，常改易郑玄学说，王基便据持郑玄之义，申述郑学思想，与王肃抗衡。著《时要论》，以切世事。另一个反对王肃的是郑学家孙炎。孙炎，字叔然，乐安(今山东博兴)人，受学于郑玄之门人，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王肃集《圣证论》以讥郑玄之短，孙叔然“驳而释之”，因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及《尔雅》等注。

魏晋以降，国家分裂，南北朝对峙，天下大乱，佛、道两教乘机兴盛起来，大有与儒家争夺思想统治地位之势。经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并大大削弱。受佛、道思想影响，经学向玄学转化。其中代表人物王弼、王衍皆出于齐鲁。

王弼(226―249)，三国魏经学家，字辅嗣，山阳高平(今邹县西南)人。王弼自幼聪颖，10余岁，好读《老子》，通辩能言。他把老子与孔子结合在一起，“援道入儒，以道释儒”。他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一反汉儒解经之支离烦琐陋习，偏重于哲理发挥。这样他完成了由经学到玄学的过渡，成为魏晋玄学的创始人。继王弼之后，西晋有玄学家王衍，为一代名士。王衍(256―311)，字夷甫，琅邪临沂(今临沂县北)人。初好论纵横之术，后宗述《老》、《庄》。王衍极重王弼、何晏“贵无”之论，与持“崇有”论的裴顾论战，每相攻难。衍终日清谈，唯言《老》、《庄》为事。或义理有所不安，随口更改，世称“口中雌黄”。然而王衍明悟辩智，又居显职(官至司空、司徒)，后进之士，莫不仿效，称其为首。至此，经学盛世在齐鲁彻底结束，只剩下对后世的影响了。

两汉经学自齐鲁文士发端，中经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斗争，至郑玄融会各派，集其大成，斗争平息，至唐代又实现了经学的大一统。但今、古文风气影响，直至近代仍明显存在。如今文经学风影响了宋学，延及晚清。康有为治《公羊春秋》起家，托古改制，搞了一次近代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而古文经学风也一样影响深远，清代考据学或称朴学，就与汉代古文经学风一脉相承。

从整个文化发展的历史看，齐鲁文化发展演化为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体，2000余年给终没有动摇。而作为地域文化，齐鲁失去了先秦的领先地位和中心地位，齐鲁文化至此结束了。尽管2000余年来齐鲁地区在文化上有许多放光的东西，继续为祖国文化作出贡献，但也只是齐鲁文化的流风余韵。不过，齐鲁地区的风习传统根深蒂固，有些虽经历史的淘洗，也还是流传下来，影响着齐鲁人民的心理、心态、信仰、习俗和思维方式，表现出鲜明的地区特点，进而影响着文学艺术，也表现出齐鲁的地区风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