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都城的历史沿革

吴都阖闾城，始建于阖闾元年。在当时诸侯争霸的激烈争斗中，都城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吴都阖闾城也无例外，吴都是当时江南的第一大都市。但是，等到夫差称王时，夫差二十三年，越王勾践率军攻打吴都，吴王夫差败逃姑胥山，被逼伏剑自刎而死，吴国最终被越王勾践所灭。

越国军队围攻吴都达三年之久，最后攻破城池，“入吴国，围吴宫”，“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国语?吴语》)。阖闾城遭这次大劫之后，“城郭丘寺，殿生荆棘”，以后的160多年间，吴都阖闾城日趋荒度，虽为江南最大的繁华都市，却变得默默无闻了。

吴国从寿梦时“始称王”，开始强大，直到夫差称王时亡国，前后只有120余年的历史。吴都阖闾城为阖闾所建，到勾践率大军摧毁都城，总共50年都不到。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为昙花一现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吴国亡，吴都毁，那只是说明吴国的历史的终结，作为吴都为吴文化的象征，却远远没有结束，相反，在各个历史时期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越灭吴，徙都山东琅琊，北望中原，可是时间不长，就被楚国所灭。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楚相春申君黄歇请封于江东。春申君封吴之后，因吴都旧城中原吴王宫室大多荒废不堪，春申君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首先在子城重建新的宫室，起先建造了前后两座大殿：“今太宋舍者，春申君所造，后壁屋以为桃夏宫。”“今宫者，春申君子假君宫室也。前殿屋盖地东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户溜高丈八尺;殿屋盖地东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户溜高丈二。”(《越绝书?吴地传》)太守舍是原前殿，桃夏宫为后殿，是其子假君住的宫殿。

春申君宫殿造好之后，接着又建造了东西两座大仓廪。东仓周围长达一里有余，西仓名均输。在东仓廪的东面、南面、两面又新建了附房。东面有四所附房，南面有七所附房，西面有五所附房。

另外，春申君还进行了市坊、监狱的营建工程。“吴市者，春申君所造，阙两城以为市，在湖里。”“吴诸里大辏?荷昃??臁！薄拔庥?ィ?苋?铮?荷昃?痹臁！报《越绝书?吴地传》)

春申君还在城内外开凿河道，“大内北渎，四纵五横。”汉司马迁游苏州就曾发出了：“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的感叹。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实行了郡县制，苏州属会稽郡，并将春申君所建造的新吴都设吴县，为会稽郡郡治。将桃夏宫作为太守府舍，“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越绝书?吴地传》)新建了太守府衙。又在“子城东北打急路桥之东”兴建起吴县县署。

到了汉代，汉高祖刘邦大封有功之臣，封“刘贾为荆王，并有吴，贾筑吴市西城，名曰定错城。”荆王拥有会稽等三郡五十二城改建为荆国。定错城为荆王的宫室。“十一年，淮南王反，杀刘贾。后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越绝书?吴地传》)吴王濞在他们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任侠奸人”，图谋篡位，后失败，逃到东越，被东越人所杀。

秦汉时期的吴都苏州布局，“皆仍其旧”，二八通门，水陆交错，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格局。只是在王莽新朝末年，会稽太守许时在太守衙府内的花园中，修建了一座东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的官池。

太守府虽多次失火，焚毁了秦时所建的太守衙，为防再烧，便在桃夏宫墙上涂以雌黄，故后称“黄堂”。

东汉末年，豪强割据，拥兵自立。孙吴乘此时独霸江东五郡，而后孙坚、孙策在曹操统一北方之际，先后消灭了临近的刘繇、菅融和刘勖等势力，统一了江南，建立了孙吴政权，苏州也就成为孙吴政权的根据地，故苏州地区的经济相应得到了繁荣。城中的子城作为历史郡治一直保存完好。

孙吴起家于苏州，苏州作为孙吴的第一都城，后徙都秣陵，改名建业(南京)，再迁都鄂，改名武昌。孙吴以苏州作为都城达12年之久，又因其母吴夫人为吴人，故对苏州有特殊的感情。吴赤乌四年，吴帝孙权为报母恩建造了普济禅寺，后又在禅寺旁建造了一座13级的舍利塔，后人称为瑞光塔。

自西晋到南北朝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大小战乱时有发生，千年古城苏州也屡遭到破坏，但每次战乱之后，“修茸之人若随踵而至”(《吴县志?城池》)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佛教兴盛，萧梁时代尤其，这时共修建了72座寺庙。如北寺塔、灵岩塔寺、昆山秦峰塔寺、光福寺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故有“吴中名山胜景，多立精舍”之称。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苏州出现了私家园林，最为典型的，莫建于东晋辟疆园了。园内“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南京时名士戴锸虽隐居苏州，士人为之“聚石引水，植林开洞”造园林。

进入隋代，结束了长期南北对峙的局面。越国公杨素认为苏州无险可守，于开皇十一年在苏州城西南十多里的横山山麓另建新城，新城建成后，将州、县衙迁到新城，旧城变得冷落。又过了35年，到唐武德九年，又从新城搬回旧城，千年大城又成为江南唯一的雄州。

唐代的苏州，不但完全恢复了“二八城门开道路，五千兵马引旌旗”的旧观，而且有了较大的发展。城中央的子城仍为郡守衙署，刺史成及又新建了一座太守府大厅，使署衙更为奢华。子城四面城墙上均建有门楼。东面称“东楼”，南面称“谯楼”，上置官鼓，定时擂鼓报时，故又称“鼓楼”。西面为“西楼”，后更名为“观风楼”。因楼紧靠西市，故又名“望市楼”。北面叫“齐云楼”。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唐宝历元年)，主持开凿山圹河，从阊门河直达虎丘山下，同时在河边筑起了七里长堤，后称“白公堤”。

《吴郡图经绩记》称苏州：“观于城中，众流贯州，吐吸震泽。小浜别派，旁夹路衢”。可知当时苏州城内河道纵横，居民住宅大多为前街后河。杜荀鹤在《送人游吴》诗中写道：“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君在渔歌。”水多桥必多，这是苏州的一大景观。白居易在诗中唱道：“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刘禹锡在诗中也说：“春城三百七十桥，夹岸朱楼夹柳条。”当时苏州城内有300多座桥确是事实，唐代苏州的桥多为木桥，故有“红栏”之称，城内桥多，城外的桥更多，据称当时苏州近郊有桥649座，其中唐元和年间建造的宝带桥闻名遐迩。相传当时苏州刺史王仲舒为了筹集造桥经费，把自己的玉带卖了。后人感恩王刺史，便将此桥命名为宝带桥。此时苏州的繁华程度，远远超过了前朝，使苏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代时苏州为吴越王钱槿的辖地，派其子元?坐镇苏州。钱元?十分注重对城池的修复和建设，在其子文奉的帮助下，“修旧图新，百堵皆作，竭其力而趋之，唯恐不及。(《吴郡图经绩记?寺院》)父子俩在城建“金谷园”以自娱，“奇卉异木，名品千万”，文奉又建起“南园”、“东墅”等庭园。为“吴中之胜，奇卉异木，及其身见，皆成合抱。又累土为山，亦成岩(谷)。”由于钱氏父子的倡导，一时自建庭园之风大盛，苏州造园之风自此而起。

唐“安史之乱”时，北方大批百姓南迁避乱，苏州人口猛涨。到唐元和年间，苏州人口已达10万余户，社会经济随着人口的增长而迅速发展。加上官府开通河道，大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中唐以后，苏州城的规模与经济繁荣，大大超过了北方。

宋时，金兵南侵，汴京遭劫，迁都南方，民众亦大量南徙。山东、河南民众入苏州者多，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原来就比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进一步的昌盛，苏州得“地上天宫”之美誉。“苏湖熟，天下足”也出自宋代，这也真实地反映了江南水乡在宋代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的历史事实。

历史上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是比较发达的，这与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历代苏州人长期与水害作斗争，改造生产条件形成了优势。“吴中农事，专事人力”，“吴人精于农事”，古人就曾这样赞誉吴地的农业;“取别人之长”是吴地人的特点。从隋唐到宋代，北方经常发生战乱，一遇天灾人祸，北方就有大批移民南迁，吴地是这些北方移民的主要落脚地之一。北方移民到吴地后，也带来了北方的种植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大大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人口的增加，劳动力也相应增强，再加上种植技术的完善，这就更加促进了吴越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苏州城的各种手工业作坊也相继出现。在宋元时代，苏州的丝织生产已成为全国中心之一了。著名的“锦”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当时包括苏州在内的两浙路水贡缎，每年有近万匹。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写当时苏州的景况说：“苏州是一个颇为名贵的大城”，“恃工商业为生，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他织物”，“其城甚大，周围有六十里，人烟稠密，至于不知其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苏州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景象。

南宋时，苏州的商业区较为集中，街坊栉次鳞比，各式各样的酒肆、茶楼、商号，饭铺、货摊，随处可见，除江南的产品外，还出售大江南北包括云贵等周边地区的商品，更有趣的是，日本的家具、南洋的玳瑁、珠玉也能见到。市场上各路商贾云集，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