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先人八迁与河北的历史关系

依据古书记载，商的始祖契到汤凡十四代，八迁其居。商先世的发祥地望，八迁之地点，据王国维考证为：契自亭迁于蕃(今河北平山县一带);昭明自亭迁居于砥石(今河北临城县?水附近);昭明自砥石迁于商;相土自商迁于商邱(今河南商邱县);相土自西都商邱迁居东都泰山下，后又复归商邱;商侯自商邱迁于殷(今河南安阳西);殷侯复归于商邱;汤始居亳(今山东曹县)。另外，《史记》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意谓成汤的先王所居之地也名亳。史家认为这一毫地应在北方，就是《左传?昭公九年》说的“肃慎、燕、亳”的毫地。肃慎在东北，燕在今北京市，亳应在河北北部。考古家丁山认为就在易水流域。史家王玉哲先生在其《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一文中认为：“商族最先的祖居可能是山东，后来才向西北转移，达到河北省的中部，即游牧于北至易水南至漳水等流域，到夏的末叶才把主力定居于河北省西部和山东省西部，卒能西向灭夏，建立商王朝。”该说与王国维的八迁之地考是相符的。商的活动范围大体在今鲁西、豫北、河北，也可能远至辽西的辽河、大凌河流域。《诗经?商颂篇》有言：“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作为诗言，当然不好确知“海外有截”究竟所指何地，但可推知，商族的活动领域是颇为广大的。

在这个广袤的领域里，商族的先世为什么屡屡迁徙呢?考其原因大概有二：商族最初以游牧为生，自然不断逐水草而居;黄河下游水患甚大，需要躲避泛滥成灾。就河北的自然环境而言，北起易水流域南至漳水流域，水系众多，草木丰茂，适宜牧放。商汤的七世祖王亥，就曾赶着牛羊放牧于易水流域。传说王亥发明牛车，懂得对牲畜的役使，这无疑是为适应不断迁移的需要而发明的。如果说这仅是后人追记的传说不足信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殷代末年的卜辞。卜辞是中国古代史的早期文字，是殷末百余年来可信的历史文献，是当世殷人自己的记录。现今所辑集的甲骨文卜辞，令人能破释的只有1000多字，仅就能释意的这千余字卜辞史料看，充分说明直至殷代末年商族人仍在太行山东麓的冀州平原上经营着大规模的畜牧业。考古家罗振玉把卜辞的内容分作四类，占首位的是卜田，但田字是用作刍秣狩猎的，这是对畜牧的贞卜，不是对农田贞卜;占第二位的是卜风雨，即占卜气候，也和畜牧有关。商末重臣箕子讲“庶徵”，庶徵即雨、?(晴天)、燠(闷热)、寒、风五种气候。五种合时，众草丰茂，众草茂盛才利于放牧牛羊;占第三位的是卜年，指对农事的贞卜;占第四位的是卜渔。卜辞中牲畜名类繁多，牛、羊、犬、马、豕等，后世所有的家畜，殷时大体全备，可谓洋洋大观。殷人祭祀用牲颇多，有的多至三四百。显然，没有极繁盛的畜牧生产，是不会有这么数量众多的、大规模的用牲祭祀的。从上述破释的卜辞看，商末殷人仍经营着畜牧业，没有因农业的发展而废弃对大自然水草的仰赖。殷商贞卜文字的卜骨也来源于此。我国古代史家、考古家用力多年想寻出先商“八迁”之地的具体方位，至今仍茫然不晓，就是因为作为游牧临时性的民族村落，随几千年日月的流逝，遗迹已泯，今人难以寻觅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

商族先世的八迁，也与躲避洪水泛滥有关。《史记》记载，商契曾佐夏禹治水，当时的洪水之大与其泛滥区域之广，构成了对中原各氏族部落的威胁。《尚书?尧典》云：“汤汤洪水分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孟子?滕文公上》说得更具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就商族人活动的今鲁西、豫北、河北地区而言，正处于黄河下游两岸，夏季黄河水势加大，又加华北地区雨量增多，太行山洪东泻，与黄河水汇合，使河北南部的漳河水系，中部的滹沦河、易水诸流，都暴满东注，《禹贡》载：“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降水”即漳河，古黄河由卫河之道挟漳河而入海，“大陆”，乃当时一古薮泽名，其地在今河北巨鹿、平乡、隆尧间，为黄河泛滥所形成。在石器工具时代，以人力来救治这样大面积的洪水灾害。是根本不可能的，无力抗拒自然洪水肆虐的商族先人，只有“逐高而居”避开求存。传说中的夏禹治水就“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由于历史久远，商先世八迁其居问题，无一字涉及洪水泛滥，但自大乙汤到盘庚的二十世中，却迁都五次，其迁都原因，郑玄在《商书正义》中云为“国为水所毁”。《盘庚》下篇记有盘庚说过这样的话：我殷朝先王，都做了不少浴水工事，并选择高陵地居住，仍不断受着大水的灾害，每每使人民“荡析离居”不得安处! 从汤后的五迁，推知汤前的八迁，可以断定商先世的屡屡迁移也是与避洪水有关的。当然史事也会有偶然性的例外。比如在氏族部落内部因政治原因而导致分裂和迁徙;远古氏族部落多支，彼此本没有固定的政治疆域，但在游动相遇中为彼此间的利害而发生冲突也是有的，败者为强者所逐，举族迁徙他方，强者为掠夺弱者而移地征伐都是可能存在的。由于历史久远，那时还没有文字，有关传说也只是后人的追记，所以要想弄清历史的真象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