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

同周代众多的诸侯国一样，晋国是以分封宗族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表现为多层次的宗族结构。与这种政治体制相关联，晋国传统的土地制度是宗族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的标志即宗族的社稷和宗庙。

在宗族土地所有制下，土地占有关系主要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宗族占有。居统治地位的宗族是各级政权的核心，占有全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宗族占有往往以宗主占有的形式出现，这是因为宗主是宗族的首领和代表的缘故。二是官吏、功臣占有。宗族政体下的官僚制度虽不发达，但存在着官吏，他们多为贵族的管家，其占有土地主要依靠职官受田。功臣占田是指那些通过军功等途径而获得土地者。三是国人占有。国人系贵族的远宗旁枝，与贵族有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国人阶层是甲士的主要来源，“执干戈以卫社稷”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国人要为国家提供军赋，故须占有相应的土地。军事义务和经济权利是一致的，当兵权和土地占有权是联系在一起的。

除上述土地占有者外，那些被征服者和广大的庶人阶层宗族离散，没有自己的宗庙社稷，因而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庶人不仅没有占田的权利，就连他们自己本身也被当成一种财产由贵族分配，即作为“民”授给占统治地位的宗族。这些人只有土地使用权，其身份实质上是各级贵族的劳动奴隶。由于庶人无权占有土地，因而也就没有资格充当甲士。

从春秋时期开始，晋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春秋以前，公族是土地的主要占有者。进入春秋以后，公室宗族争权夺利，从而导致了公室内部的数世之乱，使一大批公族相继灭亡。随着公族的灭亡，过去由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暂时集中到公室手中。晋武公以后，公室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不再分封公室宗族子弟，对公族采取诛灭、驱逐、限制等措施，以防止公族危害公室的历史重演。但是，晋国并没有因此完全废除传统的分封制，而是将过去分封公室宗族改为分封异姓宗族。晋武公和晋献公都曾分封过异姓宗族，晋文公“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史记?晋世家》)，其中很多人属于异姓宗族。公室分封异姓宗族，实际上是将土地重新进行分配，过去由公族占有的土地，现在以分封的形式分配给异姓宗族，土地由公族手中转移到异姓宗族名下。《国语?晋语四》记载了文公时期晋国土地占有的情形：“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公室虽然将土地分配给异姓宗族，但名义上仍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占有土地者要向公室交纳一定数量的地税;同时，公室也有一部分自己的土地，由庶人为其耕作。“公食贡”即表示公室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异姓宗族通过受封获得了封邑土地，“大夫食邑”即指异姓宗族对土地占有的情况。“土食田”指的是国人对土地的占有，国人的地位虽然因公族的大量灭亡而开始下降，但他们仍然是军队的主力，仍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庶人食力”和西周时期的情况大致相同，说明庶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异姓宗族登上晋国的政治舞台以后，权力日渐膨胀，占有土地的欲望也日益强烈，他们依仗军事、政治特权，对外掠夺，对内兼并。从春秋中期开始，晋国的土地纠纷事件频频发生，史不绝书。晋国的土地兼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卿族兼并公室;二是卿族之间互相兼并。卿族兼并公室的结果，使土地落入卿族之手，公室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到春秋晚期，公室“独有绛、曲沃，余皆入三晋”(《史记?晋世家》)，公室的土地已被韩氏、魏氏、赵氏兼并殆尽，仅剩下国都绛和公室宗庙所在地曲沃。卿族之间互相兼并的结果，使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异姓卿族的手中。这一过程是随着旧贵族的不断消亡而完成的，以“三家分晋”而告终。

卿族获得土地以后，不再分封其宗族子弟，而是在所辖地区推行县制，设置官吏管理，将传统的分封制改为新型的郡县制。分封制的废止导致了宗族体制的崩溃和官僚体制的出现，卿族分配土地不再以宗族为授田对象，而是以官吏、士兵为主要对象。这样，晋国的土地制度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宗族土地所有制日趋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军功贵族土地所有制。春秋晚期的三晋政权已是封建国家的雏型，因而军功贵族土地所有制又具有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特征。封建土地国有制与宗族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宗族土地所有制下，占统治地位的宗族是土地的所有者;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土地所有权则归封建国家。宗族土地所有制以宗族为授田对象，血缘关系的亲疏是占田的主要依据;封建土地国有制则以才能和军功作为占田的主要依据，占田者主要是各级官吏和士兵。土地所有制的转变，标志着晋国宗族政治的没落和封建政治的兴起，代表了春秋时期社会大变革的特点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晋国土地制度的变化与军事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军队的发展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归根结底是由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的;同时，军事制度的变化反过来又对经济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土地制度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而土地制度的变化又与军事制度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晋国的“作爰(辕)田”与“作州兵”颇具典型性，这一事件的大致经过是：公元前645年，秦、晋大战于韩原，结果晋师败绩，晋惠公被秦军俘获，惠公为了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而作爰田，同时又作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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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田制改革和军制改革。何为“作爰田”?《国语》、《左传》语焉不详，古今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5种解释：换田赏众;以田出车赋;分公田之税赏众;固定授田法;岁休轮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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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说来，晋国的爰田制因史料不足已难于考稽。

“作州兵”即改变过去的征兵或征赋之法，将其范围扩大，以增加兵源，属于军事制度的改革。作爰田的背景和起因是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即“兵甲尽矣”，其目的是为了取得“兵甲益多”的效果;作州兵则是在作爰田的同时实行的。古代的田制、军制与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相互制约，其中某一项因素的变动必然导致其他因素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作爰田与作州兵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田制与军制互为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春秋时代，人际关系与地位的变化往往也是通过军事途径来实现的。以晋国的情况为例，异姓贵族的上升，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军权，依靠军队逐渐垄断了政权，以军功贵族的身份取代了原来的宗法贵族;对于下层人民来说，当兵打仗则是他们政治上获得解放、提高经济地位的主要出路。由于兼并战争的频繁和战争规模的日趋扩大，兵源不足成为各诸侯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改革传统的征兵制度，打破过去对当兵权的限制，把当兵的权利下放到国人以外的广大庶人阶层，以扩大兵源。晋国在这方面的改革是比较早的，“作州兵”已肇其始端。由于征兵范围的扩大，晋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很快，这从晋国军队建置的变更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晋武公三十八年(前678年)，周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诸侯”(《左传?庄公十六年》)，晋仅有一军;晋献公十六年(前611年)，“晋侯作二军”(《左传?闵公元年》)，扩充一军;晋文公四年(前633年)，“作三军，谋元帅”(《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扩为三军之众;文公五年(前632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在三军之外又增设了“三行”;文公八年(前629年)，“作五军以御狄”(《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增加到五军之众;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晋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已发展到六军之众。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晋国的军队增加了五、六倍，其间尤以晋文公在位时期的增长速度为最快。究其原因，当与晋惠公时期开始实行的作爰田和作州兵有直接的关系。惠公虽然创立了爰田制和州兵制，但在位时间短，且政局多变，似没有能力全面推行这两种制度。晋文公执政后，内乱外患消弭，加之他个人的雄才大略，具备了全面推行爰田制和州兵制的主、客观条件，因而收到了“甲兵益多”的效果。晋军数量的日益增多，是以征兵范围的扩大为前提的。由于公室的衰落和宗族政体的日趋瓦解，国人的数量不断减少，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开始下降，仅在国人阶层征兵，已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这样一来，就只有征发广大的庶人从军作战。在中国古代，当兵权和政治、经济上的权利是结合在一起的，庶人开始当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庶人在通过军事途径提高社会地位的同时，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晋国的军功贵族掌握了土地所有权以后，除将一部分土地分配给各级官吏外，其余的则授于获得战士身份的庶人。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简书《孙子兵法?吴问》中，即记载了晋六卿制田的情况，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晋国的土地制度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兹抄录于下：

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 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智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氏次。赵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

这段不见于传世本《孙子兵法》的佚文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春秋晚期，晋国的土地所有权已落入六卿之手，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分别在其统治地区推行不同的田亩制度。当时晋国的亩制极不统一，但都大于百步为亩的周制。其二，战士占田的数额是固定的，即一夫百亩。土地的多寡与军队的数量成正比，六卿制田主要是围绕着“置士”即组建军队而进行的，说明田制与军制互为关联，战士是土地的主要占有者。其三，根据简文中“伍税之”即按伍征税的情况分析，六卿的军队中有大量的步兵，因为什伍组织是同步兵的编制相配套的。

需要说明的是，步兵的发展与个体农民的出现有一定的关系，个体农民的大量涌现为步兵提供了广泛的兵源。由于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以铁器为代表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畜力耕作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使农业的个体经营成为可能。一家一户的个体耕作取代了传统的共耕制，个体农民也就应运而生了。

进入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经营者主要是个体农民，步兵成为主要兵种，车战降居次要地位，国人与庶人的界限逐渐消失。与军事制度上的这种变化相适应，封建土地关系亦随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