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城市公共建筑

城市是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的演变，城市的内容、功能、结构、形态也在相应充实或改变。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大多数首先是奴隶主宗法血缘政府或封建中央集权政府对全国实行统治的各级军事据点和政治中心，常常是按照一定的形制要求在规划指导下进行建设的。建设的第一步往往是从建造城墙开始的。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等新石器时代人类聚落的外围均挖有深濠，它们虽有排水功能，但防御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约公元前2 600～前2 000年前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发现了东西相连、先后修筑的两座夯土围墙建筑。其中一座略呈方形，西墙和南墙各长90多米。属于同一时期的河南淮阳平粮台也发现一座正方形版筑城址，城墙长宽各185米，有的墙基厚达13米。考古年代相仿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阿善居住遗址周围，依地势修筑石围墙，使用交错叠压的方法砌石，墙厚1～1.2米，有的地段至今余高1.7米。这些发现表明，中国筑城活动是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的。

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确切城市遗址最早的属于商代中期。一座是约公元前1620年建造的商代都城、河南郑州商城。一座是公元前15世纪建造的方国都城、湖北黄陂盘龙城。郑州商城平面为不甚规则的长方形，东北缺一角，周长近7公里。城墙采用分段版筑的方法，墙脚处另有夯土护城坡。墙基最厚处32米。全城可能有11座城门。城内东北高地上，在4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大中型夯土台基，应是宫殿区。城内还有大面积的商代文化层，房基、水井等遗迹。城外也有同时期的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遗迹，以及墓葬。盘龙城规模远比郑州商城小，平面近方形，周长1.1公里，每面一门。城墙夯筑技术与同期商城相同，城外有深广的濠沟。城内仅在东北部高地上发现有大型宫殿遗址，居民区、手工业遗址均分布在城外。贵族墓集中在城东。

按照文献，西周初期有过一次城邑建设活动高潮。山东曲阜鲁城遗址可能反映了这个时期城邑建筑的一些特色。鲁城始建于西周，平面略呈方形，周长12.2公里。南墙开2门，其余各面开3门。城垣四周有濠。城中部和中南部高地上有大型建筑基址，并围着夯土墙。这应该是春秋至西汉的鲁王宫城，面积约27万平方米。鲁城内西部和北部发现有周代手工业遗址和居住遗址。城内经探查确定有东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各5条，都通向城门或重要遗址。其中一条南北街宽达15米，对准宫城中轴线和南城墙东门。东门外两侧有东周时期的门阙“两观”基址。街道向南直指1.5公里以外的祭天建筑舞雩台。这条干道显示鲁城有明确的中轴线。鲁城这样具备郭城与宫城双重城墙、明确的中轴线、经纬交织的道路网的布局格式，与东周时期其他都城有明显区别，而与《周礼?考工记? 匠人》所记述的都城颇为相似。

《考工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手工业官书，产生于春秋末年的齐国，是一部记述百工生产制度的法规性文献。《考工记?匠人》一节，记述了西周时期城邑建设的规划制度。其文字简约，内容却极丰富。规划制度所依据的经济制度是奴隶社会的井田制。《考工记?匠人》将王城、诸侯城和卿大夫的都或邑这三级城市体制作为规划基础。规划制度下理想的王城规划结构有4个特征：第一，王城形制为方形，规模为方九里，每面城墙开三座城门。第二，城内采用方格网式道路系统，一如井田阡陌，经纬干道各9条，环城干道1条。 第三，宫城为全城核心，位于王城规划中心。宫城前有外朝，后有市。宫城前左方建宗庙，右方建社稷。第四，宫城之内按前朝后寝布置。《考工记?匠人》所表述的王城规划结构在先秦遗址中，除鲁故城以外，目前还未找到更类似的实例。西汉末年，河间献王以《周官》六篇中《冬官》已佚，遂将《考工记》补入。《周官》列为经而属于礼，《考工记》也从此成为儒学经典著作，其规划思想对后世城市建设起着深刻的指导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列国争雄，战争频仍。同时，铁器的大量使用促成了手工业的新发展及商业形成。这些因素对城市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列国都城建设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成就。列国都城面积约20平方公里左右，大小之间差距较大。城均有郭城与宫城，两者之间的位置关系并不确定，很多宫城与郭城分离。宫城形状也不一致，山西侯马晋都、河北邯郸赵城都有不止一座宫城。大多数都城的主要居住区安排在郭城内，手工业遗址则在郭城与宫城都有发现。春秋时期诸侯陵墓安放在郭城内，有的甚至在宫城内，战国时期则远离了都城。都城内道路系统以山东临淄齐城最清晰，在宫城内发现3条，郭城内发现7条。这7条路多与城门相通，十字交叉，把北郭城划分成7～8个矩形街区。这可能标志着居民区已采用闾里制安排。

西汉城市规划应是继战国和秦而发展的。首都长安的建设从修建秦遗留下来的旧宫起步。先后用百余年时间建成长乐、未央、北宫、桂宫和明光宫五大宫城区。长安城垣是在长乐、未央建成后陆续建造的，平面成不规则多边形，以致后人议论说：“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三辅黄图》卷一)。大体上每个方向辟三座城门。全城共有8条大街从城门通向城内，相互成T字或十字交叉。各街均由3条并列的道组成，以排水沟作道间分隔带，总宽达45米。全城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分区是这样安排的：各宫城分据城东、城西大部分地区，占全城面积50%以上;西城北部隙地安排九市，每市方266步。考古发现市内仍有手工作坊，东西两宫城区间有库府，已发掘的武库面积达28万平方米;全城共安排160闾里，大部分在城北，并与宫城杂处。此外，作为一代名都的总格局，众多的离宫建筑群与帝陵区的陵邑也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陵邑，容纳了总数超过长安的居民，其性质相当于我们现在熟知的“卫星城”。

闾里是中国古代居民聚居之处。里的四周有高墙，临街设门，有专人司启闭。里内设十字街，并用巷道将街区分割成东西狭长的小块，以建筑住宅。城市居民按不同职业、身份被安置在不同的闾里内。闾里制起源较早，先秦文献已有所记叙。东汉画像砖有封闭的闾里与市的形象，考古发掘则证实文献无误。至西晋，里有时称坊。闾里住宅整齐划一，所谓“廛里端直，甍宇齐平”(张衡《西京赋》)，从城市面貌看是很严肃的，居民生活则极为封闭与不自由。

东汉末年营建的曹魏邺城在中国城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按文献记载推测，邺城平面是横长的矩形，有宫城、郭城两重城垣。一条通贯全城的东西干道分全城为南北两区，北区中部建宫城，宫城以东为王室贵戚居住的戚里，以西为禁苑铜雀园。南区为一般居民区，划为闾里。有三条南北干道通向南墙城门，其中一条正对着宫城南门，与宫城轴线连成一线。郭城西垣北部，建冰井、铜雀、金虎三台，连系城外玄武池苑囿。既为造园观景，也建全城制高点。郭城东门外设市及建安驿。近年考古勘查表明，邺城布局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邺城轮廓方正，功能分区明确，规划结构严谨，把宫殿区中轴线延伸应用于整座城市。对这个新的城市格局，西晋人左思认为是充分学习、衡量、比较了古代城市建设经验之后确定的，这个见解应是符合事实的。邺城布局与《考工记?匠人》的原则规定很接近，可以视为周代城制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的复出。

此后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都城，基本上是在同一规划原则指导下、以类似的规划结构来做出新城蓝图的。甚至有些都城互为蓝本，有确切的递嬗关系。只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政治经济要求，在总原则支配下稍加损益而已。这期间有重大影响的名都，有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元大都城、明南京城、明北京城等。

隋唐长安城位于今陕西西安市，是中古时期人类建造的最大城市。城由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负责规划设计，仅用一年建成，初名大兴城。唐建国后仍以此为都，更名长安。长安郭城方正，每面三门，周长36.7公里。唐太宗在郭城北兴建大明宫后，全城面积达87平方公里。城中北部为宫城，南隔横街另建皇城，皇城内左有太庙，右有太社，并设中央衙署及其附属机构。皇城制度，自此而设。城市采取方格网状道路系统，南北干道11条，东西14条。通向城门的街道非常宽阔，穿过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达150米。郭城内全部剩余面积划为110里坊，里坊有4种规模。士农工商乃至高官，均在坊内居住。佛寺、道观也遍布各坊，一些大寺尽占一坊之地。在皇城南，大道东西两侧各设一市，占地一坊。经勘查，市坊内开有井字街，分市为九区，店肆临街而设，依行业集中。此外，长安规划很注意利用地形，将城东高地“六坡”布置为官署、王府和寺院，以利控制全城，拱卫宫城。并将曲江池风景区组织进城市，也是一件开创性工作。

北宋东京开封是在北朝故都基础上改建的。囿于地形与旧城形制，开封建设不同于平地起建的都城。开封格局影响后世的主要有两点，第一是三重城墙的模式。三重城最外是罗城，周长19公里;其次是内城，周长9公里，城内布置衙署、府第、寺观、民居、商店、作坊等;最中心是宫城，称大内，城中建宫殿。三重城使用共同的中轴线。第二是改里坊制为街巷制。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及人们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封闭的里坊、市坊制度被冲破。里坊墙取消了，代之以茶坊酒肆和行业街市。方格网道路系统未变，而路两旁却已是繁华的商业区，如宋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街景，前所未有。居民的基层组织也作了相应调整。基层仍以坊为管理单位，坊上设厢。东京内城设8厢管121坊，外城9厢管14坊。

明代北京城在元大都城旧址上改建扩张而成。重要的建筑工程包括：放弃大都北部空旷地区，将北垣南移5里;大规模重建宫城，同期将元大都南垣南移1里。明中期，又在城垣南加筑外城，因财力匮乏仅完成南侧一部分即告终止。

改建后的北京城垣包括外城和内城。内城基本为矩形，周长约24公里，辟9座城门。外城凸出在内城南端，总长约14公里，辟5座城门和2座便门。皇城在内城中央偏南，设4门。宫城(紫禁城)据皇城中央偏南，设4门与皇城4门相对。北京城建筑布局的显著特点是运用中轴线，沿轴线布置重要建筑，以宫城为主体统领全城。中轴线南起外城正门永定门，门内东西两侧安排天坛和山川坛两组坛庙建筑群。再经过内城正门正阳门，门内布置六部衙署，穿大明门和宫廷广场到皇城正门天安门。门内东西两侧建太庙和社稷坛两组重要建筑群。再向北，与宏伟的紫禁城轴线重合。再北过景山中峰、皇城北门，抵达高耸的鼓楼和钟楼结束，全长7.5公里。北京内城交通，沿用传统的方格式道路网，走向大多为正方向。外城道路不如内城规正。北京的功能分区，皇城内除左祖右社以外，西部大部为三海禁苑，北部为景山，其余部分大多为内廷库府、作坊和寺院。内城、外城是主要居住区和商业区。明清之际，外城较多地出现了工商会馆、同乡会馆和娱乐场所，商业区密集，一些地段非常繁华(图333)。

中国古代城市公共建筑主要包括城墙、城楼与城门，还有钟楼和鼓楼。

城墙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晰。大体上是新石器时代起源，材料以夯土为主，夯筑技术以版筑使用时间最长。三国至南北朝开始出现在夯土城外包砌砖壁的作法。至宋代，用砖石包砌的城墙渐多。明代嘉靖时期，重要城池大多用砖石包砌，取代了夯土墙。为了解决城墙自身的坚固问题，古人对墙体的高宽之比，底宽与顶宽之比做过多次摸索与调整，对防雨排水也积累了丰富经验。

城门是重点防御部位。《墨子》对城门、城楼的设置原则和建造方法有所阐述。从考古资料看，门道深度一般在20米左右，最深达80米。估计城门规模也应相当可观。唐代边城中出现了瓮城，宋代将它运用到都城以加强城门的防御能力。明代在瓮城上创建砖木混合结构的箭楼，成为古代建筑中一种新类型。城角是防线的薄弱地段。《考工记》规定这里要特别加高。从实例看，东周都城城隅确有扩大面积而突出城外的作法，推测应是建造角楼的实际需要。现存的古代城楼、箭楼、角楼多为明、清遗构，如北京内城正阳门城楼及箭楼、北京内城东南角楼(图334)、西安府四门城楼与箭楼等，大都是明代优秀作品。

钟、鼓楼是古代城市中专司报时的公共建筑。在实行里坊制的城市中，坊门晨启夜闭，公共报时设施实在十分需要。但早期文献对此尚无记载。直到北魏时才有人提到在城门设鼓，里人称便。至唐代首都宫城正门承天门及各里坊门 上均设鼓报时，各州、府、县城南门设鼓角楼，平时司昏晓，战时报警。宋代，有专建高楼安置铜壶滴漏、钟、鼓的记载。元代在大都城中央设鼓楼。明代，在北京城中轴线北端建鼓楼和钟楼，成为波澜壮阔的轴线上的最后一个高潮。各地方城池也常在城的中心部位设钟鼓楼。钟鼓楼的建筑形式从城楼谯楼脱胎而来，下部是砖砌的墩台，台内部开单向或十字形券洞以利通行，上为木构或砖石仿木构的层楼。钟鼓楼的形象高大，庄重，往往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城中心的清远楼，是一座建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的钟楼。其基座是一座高7.5米的砖墩台，楼身平面近方形，前后又各出抱厦。主体建筑通高17米，重檐歇山屋顶，加上廊步和抱厦共为三重屋檐，在庄严中稍显俏丽。

陕西省西安市跨交通干道而立的钟楼建于明初，万历十年(1582)移建现址。它的基座也是一座砖墩台，边长35.5米，高8.6米，内开十字形券道。墩台上建平面方形的木楼阁，高36米，重檐三滴水攒尖顶，敦厚沉稳，是明代西安府内最高大的建筑(图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