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的文化意蕴

确切地说，中国木构建筑的构架担当了“负重”这一大任，墙壁一般不起承重作用，只具有围护、隔音、撑持木架的实用功能。当然，当房舍破旧，柱根，柁头槽腐损或木架倾斜之时，墙壁才起一定的承重作用，但这不是木构建筑墙体原本具有的功能。正因如此，这种墙体成了中国建筑文化蕴味丰富的物质载体。

其一，综观人类建筑文化现象，一切的建筑墙体都具有围护之作用，从这一点看，似乎看不出中国建筑的墙文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墙壁之围合，是中国民族文化趋于封闭、向心、内敛、含蓄的文化心理的表现，而不仅仅是一种建筑结构问题。

英国人沙尔安 (Siren)曾经说过，“城墙，围墙，来来去去到处都是墙，构成每一个中国城市的框架。它们围绕着它，它们划分宅成为地段和组合体，它们比任何其他建筑物更能标出中国式社区的基本特色。”又说，“在华北，任何年代或者任何规模的乡村几乎无一不至少有一堵泥墙，或者残垣，围绕着其中的泥屋和茅舍。”(转引自《华夏意匠》，第344页)。即使一座古城的城内建筑已片瓦无存，也往往在空旷的原野上，孤独残立着几堵残墙断壁，具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般的韵味。这是沙尔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见到的建筑文化现象，现在的情况当然正在改变。中国古人之所以那般热衷于长城、城墙与院墙之类的建造，除了求其实用外，还为了满足某种文化心理上的需要。对一个家族、一个聚落、一个诸侯之城来说，围墙之内，就是他或他们的“家”，一种以血缘维系的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家”与“世界”是向心的，最好是封闭的。一座典型的城市，城门却很少，交通自然不便。但这一切中国人历来能够忍受，因为在他们看来城门开设太多，是会破坏“风水”导致“泄气”的。中国古人筑城，先规划城之范围、筑起城墙，再建宫殿之类，是一种自外向内的文化构思。典型的北京明清四合院以房舍之外墙四边连构为院墙，除了东南隅仅设一门外，再无门窗可言，这样做，盖文化心理封闭、内敛之故也。这四合院除了垂花门外，所有主要的门窗都向着中庭，可以说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具有强烈的居中，崇中观念。古时中国北部的长城屡废屡建，在军事上有阻挡异族南下之功。然而在明代，实际中华之版图早已远出于关外，汉人仍重修长城，这在文化心理上兼有居中、内向的特点。直到如今，人们常将一个人出国远游称之为“出国门”，有门自然有墙，可见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或曰潜意识中，中华之国，四周是有一道无形的 “围墙” 的。

其二，从文化审美与伦理角度看，对墙壁的美化与装饰，同样显示了中国墙文化的生命活力。

从考古看，现存的古代壁画，大多为墓室壁画、石窟与寺观壁画以及宫殿壁画等，如西汉时期的洛阳墓壁画、卜千秋壁画，东汉的密县、望都墓壁画，魏晋嘉靖墓壁画以及唐代李寿、李贤、李仙蕙、李重润墓壁画等，都是献给所谓“阴宅”主人的艺术，而表现在石窟与寺院中的壁画，更是数不胜数，光辉灿烂、诡谲狞怖，其中唐代画圣吴道子是绘制壁画的高手。这无数壁画表现了佛教教义、佛本生、西方净土与涅?境界等，成为中国传统所特有的墙文化、壁文化。

在北京故宫，大片红墙也是一种美化与装饰，红色热烈，为《周易》所谓“离火”之色、生命之色，不厌其烦地装饰宫墙，是封建统治者企望王道奋起、兴发的象征。在古代，墙之敷色严格地讲究伦理等级，红色为帝王专有之色，平民百姓休得染指。墙上之雉，是建筑墙体的基数单位，也是一种伦理装饰。《左传》曾记载这么一回事，郑庄公之弟段居京城，建城墙规模超过百雉，为管仲所反对。云其“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因为根据“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指京城大叔，即段) 不度，非制也”。

正因如此，一般平民居室的墙壁总比较朴素，少有绚烂之装饰，古时江南民居以白墙为多，为布衣之本色。古代之“士”即文人墨客对居室之墙饰也提出了要求，表现出文人性格。如李渔云：“厅壁不宜太素，亦忌太华。名人尺幅，自不可少，但须浓淡得宜，错综有致。予谓裱轴不如实贴、轴虑风起动摇、损伤名迹，实贴则无是患，且觉大小咸宜也。实贴又不如实画，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洲，自是高人韵事。” ( 《一家言?居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