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族源流考

要探索夏文化，首先必须搞清夏族的来龙去脉。在追溯夏族源流之前，有必要对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的关系进行一番清理，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关于尧、舜、禹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说：

一是禅让说。此说似滥觞于左丘明。《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舜臣尧。……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同书《僖公三十三年》又说：“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国语?晋语五》亦有相同的说法，惟“舜之罪也殛鲧”作“舜之刑也殛鲧”。《左传》虽未明言尧、舜、禹之禅让，但已述及舜臣尧、舜代尧为天子和舜举禹诸事，为后来主禅让说者所采纳并加以引伸，因而可视为禅让说的源头。

极力倡言禅让说的首推儒家。《论语?尧曰》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能言善辩的孟子继承了先师的遗说，并增添了许多新的成分，将孔子的寥寥数语发挥得淋漓尽致。《孟子?万章上》屡屡谈到尧、舜、禹的事迹，兹将其集中言及禅让的几段话摘引于下：

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孟子托借孔子之口，明确提出了“唐虞禅”的问题。他以其善为言辞的本领，将尧、舜、禹禅让之举演述得有板有眼，其中不乏有构想的成分，不必尽信。孟子提倡禅让，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儒家视尧、舜、禹为圣人，传贤不传子，把天下让给贤者去治理，正体现了所谓的“圣人之德”。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天命观，“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上》)他所构想的禅让，自始至终贯穿着天命的思想。可见，孟子的禅让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题发挥自己的思想。

儒学经典《尚书》中的《尧典》篇，也谈到了尧、舜禅让之事，并说尧起初想把帝位传让给四岳，四岳不受，将舜推荐给尧，舜代尧而践天子之位。《尧典》的成书年代聚讼纷纭，其禅让说是源于古典，还是出自后儒的增饰，不得而知。

墨家亦盛称禅让。《墨子?尚贤上》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尚贤下》又说：“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贩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墨家提倡尚贤，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在墨家的眼里，舜并非尧之权臣，而是从事农耕、制陶、捕鱼和经商的“农与工肆之人”，因其贤能，被尧从民间选拔出来“举以为天子”。可见，墨家所传的禅让与儒家的禅让说是有区别的，完全是为“尚贤”这一墨家的基本政治思想服务的。

道家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尧、舜让天下的问题。《庄子?让王》说：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 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泠之渊。

庄子为文富于想象，每每虚拟典故以借古讽今，阐发道术。他认为，“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庄子?让王》)即治身为本，治天下为末。被常人视为“至重”的天下，在庄子的眼里却犹如粪土，与其殚思极虑地操劳天下，不如逍遥自得地修身养性。因此，尧、舜将天下拱手相让并不稀奇，甚至是强人所难的“辱行”，更不值得为此举歌功颂德。

可见，儒、墨、道诸家虽俱言禅让，但由于各家的思想渊源有别，政治主张不同，因而对禅让的解说各异其旨，所构想的禅让情节亦大相径庭。

二是篡夺说。此说主要见于《竹书纪年》，先秦诸子间或有之。

先将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有关记载条列于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①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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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①

舜放尧于平阳。

②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所载尧、舜之关系与传统的禅让说截然相反，当另有所据。

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儒家和墨家倡言的尧、舜事迹持怀疑态度，认为是后人杜撰的愚诬之辞。他在《韩非子?显学》篇中说：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他还认为，尧、舜、禹时期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王天下”的尧和禹享受不到后世天子的荣华富贵，而是居住简陋的茅屋，饮食粗糙，服饰朴素无华，还要“身执耒裴以为民先”，亲自耕作，其生活状况甚至比后世的囚犯和奴隶还要艰苦，“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韩非子?五蠹》)。

值得注意的是，韩非还从后世朝代更替的情况推断尧、舜、禹的关系，认为舜代尧和禹代舜实际上是“逼上弑君”的篡逆行为，“舜?尧，禹?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韩非子?说疑》)与诸家之说判然有别，和《竹书纪年》的记载则不谋而合。

据前引《孟子?万章上》所云，孟子构设的禅让体系还包括“禹荐益”之举，益最终未能代禹而践天子位的原因是由于禹之子启贤。“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益退避三舍，以让贤能。然据《竹书纪年》记载，益和启之间的权力转移并非禅让式的，而是通过武力争夺完成的。“益于启位，启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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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启所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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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游说之士则认为，禹禅让益为虚，传其子为实。“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一》)。

三是自然继承说。荀子反对“尧、舜禅让”说，亦不相信“老衰而禅”和“死而禅”的世俗之说，斥之为不通情理的虚妄浅陋之说。他认为，上古时期是圣德之人代有天下，继承君位者既可能是圣王的子嗣，也可能是圣王的旧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必是圣德之人(《荀子?正论》)。简言之，有圣德者则天下自归之。荀子所说的这种君位继承法可称之为“自然继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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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说互有矛盾，甚或针锋相对。他们对尧、舜、禹之间关系的理解，除根据各自所属学派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进行主观演述外，还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都是按照自己的时代观念去理解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把当时想象成统一的中央王朝，尧、舜、禹是统一王朝中先后继位的君主，只是继位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其实，尧、舜、禹并非确有其人，而是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三大部族的代称，它们先后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几个早期城市国家――部落奴隶制王国，并相继充当部落王国联盟的盟主。传说中的舜代尧、禹代舜，其真实背景就是部落王国代为盟主。要了解尧、舜、禹关系的真象，必须将其置于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析这几个部族的历史文化源流。

陶唐氏的情况前已详述，此处不赘。

有虞氏属古夷人的一支。《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相同或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墨子?尚贤下》、《管子?版法解》、《吕氏春秋?慎人》、《淮南子?原道训》等古代文献，当有所据。传说中的舜的主要活动地点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等，多在今山东境内和河南东部一带，其地望属古夷人的势力范围，与舜是“东夷之人”的说法相印合。

有虞氏分为姚姓和妫姓两支。姚姓之后见诸记载的有虞国和观国。虞国故地在今河南虞城县境，邻近商丘;观国在今河南范县观城附近。妫姓之后有陈、遂、卢等国。陈国为帝舜的后裔，史有明载，其故地在今河南淮阳县境。遂国在今山东宁阳县境。卢国的地望史有数说，可能在今湖北南漳县境。

有虞氏的文化遗存不像陶唐氏那样明确，但也并非毫无线索可寻。据有的学者考证，帝舜有虞氏“和中原龙山文化中的王油坊类型似乎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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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个类型多发现在豫东一带，其前身主要是古夷人的大汶口文化，同有虞氏的活动区域和族属可以联系起来。80年代初，在陈国故地河南淮阳平粮台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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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址位于高出地面3～5米的台地上，平面呈正方形，四周有城垣，已找到南北两个城门，南门两边各有一座用土坯垒砌的门卫房，中间是供出入的道路，路面下埋设陶质排水管道。城内街东为居住区，街西有陶窑、墓葬和灰坑，在一灰坑内发现有青铜渣。居住区的房屋为土坯墙排房，即一排长屋隔成许多单间，各有门户;另外还有在高台上建筑的大房子。城址总面积约5万余平方米，如果不把城墙包括在内，城内居住面积为3.4万余平方米。城墙用夯土筑成，上部残宽8～10米，基部宽度在13米以上，残存最高处约3.6米，城外有护城河环绕。根据城址的居高地势、坚固的城墙以及宽阔的护城河来判断，它绝非普通的氏族聚落，而是精心修筑的军事堡垒和政治中心。从城内居住区的房屋排列情况分析，当时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或宗族为核心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典型的古城堡实际上是一个早期城市国家。

平粮台古城堡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经碳素测定，年代为距今4300年左右。关于这座城堡的主人，有的学者根据陈为“太昊之墟”的记载，认为是东夷族的太昊部，“如果不是太昊的都城，也当是太昊的后代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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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太昊是古夷人中最早的部族，大约和炎帝、黄帝同时，距今约5000年左右，早于古城所属的龙山文化，其遗存似应在更早的考古文化中去寻找。平粮台古城的年代略早于夏代，同传说中的尧、舜时期相当;其地望位于有虞氏的主要活动区域之内，妫姓的陈国后来之所以在淮阳立国，可能由于这里是有虞氏故地的缘故。将古帝王之后分封或迁置到其先祖故墟，在西周初年分封殖民的过程中屡见不鲜。我们认为，淮阳平粮台古城应是帝舜有虞氏的遗存。

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堡已发现了不少，平粮台古城是其中年代较早的一座。这座古城的规模、布局，先进的筑城技术，科学的排水设施，以及青铜的使用等，在同类遗存中都居于领先地位，集中代表了有虞氏的物质文化成就;同时它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有虞氏已在夏代之前建立了城市国家。

夏后氏的情况比较复杂。《史记?夏本纪》在追溯夏后氏的渊源时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司马迁整理传说时代的历史，奉黄帝为人文初祖，将颛顼、帝喾、尧、舜、禹乃至商、周都列为黄帝的后代。我们知道，上古时期氏族部落林立，黄帝只不过是其中较大的一个部族而已。众多的部族各有渊源，并非同出一系而共祖黄帝。显而易见，太史公构设的整齐划一的古史体系只代表了他本人的古史观，同上古历史的实际情形并不完全符合，不可尽信。

如实说来，夏后氏的渊源是不大清楚的。古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比较混乱，我们只能从中寻找出一点蛛丝马迹。《史记?六国年表》序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正义》云：“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国，皆西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大戴礼》云：高阳之孙鲧之子，曰文命。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又引《括地志》：“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北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汶川在今四川汶川、茂汶一带，为羌族聚居之地，设有茂汶羌族自治县。这里的羌族和古羌人是远亲关系，古羌人同他们有过血缘上的联系。禹出自西羌(或作西夷)之说每每见诸史志，在古代流传甚广，说明夏后氏同古羌人有密切的关系。而传说中夏禹的父亲鲧，其实就是古羌人的著名首领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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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后氏同古戎狄亦不无关系。古人也称夏禹为“戎禹”，《潜夫论?五德志》：“后嗣修己，见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尚书帝命验》：“禹白帝精，以星感。修己山行，见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命。”注云：“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禹称戎禹事出有因，《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土方屡见诸殷墟卜辞，是商代的重要方国，位于商王国的西北方，其地约在今山西北部到内蒙一带，为古戎狄出没之地。后来活动于北方地区的匈奴，被认为是夏后氏的后裔，《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说明夏后氏同戎狄族有一定的历史联系，“戎禹”之称或本于此。

夏后氏既然和戎狄有亲缘关系，古人将其同古戎狄的宗神黄帝联系起来也就可以理解了。然而，夏后氏为姒姓，不在黄帝12姓之中，与黄帝部显非近亲关系，更不是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夏禹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其实，同黄帝直接发生关系的是传说中的禹之父鲧。《山海经?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黄帝号“有熊氏”，黄熊亦即黄帝。鲧之神化为黄熊的传说是有历史背景的，可能与共工部战败后和黄帝部结盟有关。鲧(共工)既然从属于黄帝，因而也就被视为黄帝的后代了。黄帝的另外一个称号“轩辕氏”，其来历也和鲧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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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后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同古夷人发生过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鲧和颛顼的关系体现出来的。《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引《竹书》：“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大戴礼记?帝系》：“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认为鲧是颛顼的儿子。其说当源于《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氏有不才子?杌”之记载，?杌即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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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共工。“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淮南子?天文训》)，共工部曾与颛顼部发生过战争，战败后和颛顼结盟，屈服于颛顼，故为颛顼氏之“不才子”。夏后氏本来就和古羌人有历史联系，因而能代共工而并其余众，被视为共工之后。

可见，夏后氏的形成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同古羌人、古戎狄和古夷人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夏后氏并非单线独立发展，而是由不同血缘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夏后氏杜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国语?鲁语上》)，将不同部族的先祖列入祀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后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