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业文化

天津当海河和它的五大支流(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北运河)汇合之处，西北到北京130公里，东南到渤海口72公里(海岸因淤积逐渐东移，所以历史上记载的数字小于此数)，是内河航运联系南北的咽喉，也是海上进入幽燕和拱卫北京的门户。由于这种地位，这里商业一直比较发达，而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业城市则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大约6000年以前，天津平原还是一片浅海，以后上升成陆。考古资料证明，天津地区的开发始于战国，主要是在燕国统治下进行的。公元7世纪初，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其中永济渠经由天津，使这里成为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往来北京东面的涿郡的必经之地。作为内河港口，接送兵甲，装卸粮草，大大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唐朝定都长安，幽燕为边防要地，一再在河北、东北一带用兵，军队的给养大部来自江淮。为适应南粮北调的漕运需要，处于水运枢纽的天津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港口城市――军粮城。繁重的运输任务，仅靠运河不能满足需要，特别北方冬季内河结冰，不得不借海上运输，江淮的漕粮由海道北运，入海河抵军粮城，再转给蓟州等地。交通运输是商业发展的前提，此二者又促进商业运输线上河埠商镇的经济发展。由漕运引出的仓站、闸站和支运、兑运交接所，使江河交叉之口的天津成为水陆聚会之地，人口集中之所。既有人口车船之聚，就有人口车船的日用之需。于是酒楼饭馆、旅舍客栈、商铺货店、驿站码头，乃至勾栏瓦舍、驻埠会馆等配套行业兴起。过去的小镇逐渐连片而成为重要都会。南方的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竹木、薪炭、珍珠宝石、建筑材料等，多由天津转口到北方各地。宋代，宋辽虽在这一带对峙，设立了塘泊防线，但双方商业交往仍然频繁。金元以北京为首都，官府和军队的供给更加浩繁。经天津运往北京的物资越来越多，天津的商业经济也越来越繁荣。天津地域自古就有制盐之利，至明中叶已有“万灶沿河而居”的景象，到清朝，更成了沿海各盐场产品的最大的集散市场。随着盐业的发展，天津出现过不少大盐商，有的极为奢侈豪华，不可一世，有的建有私家园林。天津过去的盐业设施，是值得考察观光的项目。航运的发展使许多船工水手出海遇险，葬身鱼腹，为祈求出海平安，元朝在天津建了一座天妃宫，今名天后宫，俗称娘娘庙。每月初一、十五，香客甚众，春节前后，香火更盛。清朝入关后又兴起了“皇会”，传说天后诞生于三月二十三，此前数日要接连举行送驾、接驾等仪式、扮演百戏，酬谢神灵。届时鼓乐喧天，莲花落、秧歌、高跷、旱船、舞狮，各种玩艺应有尽有，天后宫今天仍是游览名胜之一。天津曲艺的发展和这里的商业文化密切相关。金朝把这里叫直沽寨，元朝在直沽寨设海津镇。明朝朱棣政变，为夺取皇权起兵，由直沽通过浮桥南下。胜利回师后，将海津镇改称“天津”(取“天子津渡”之意)。定都北京时，因这里是拱卫首都的门户，设置天津卫。“天津”由此得名。政治上、军事上、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更使天津商业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诏令放宽海禁，辽东粮豆开始由民间输入天津，天津成为南北粮食的集散地，各地粮商云集，大粮商拥有多艘海船。随着又有洋货进来，出现了“洋货街”。崔旭在《念堂诗草?津门》中写的：“沉檀珠翠来闽海，花鸟楼台绕卫河，商贾竞驱盐利，优伶纷逐酒筵歌”、“百宝都从海舶来，玻璃大镜比门排，和兰(荷兰)琐伏西番锦，怪怪奇奇洋货街”，即是当时现实的写照。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被迫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英、法、美划紫竹林一带为租界，租界沿海河西岸而设，长数公里。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法国、俄国相继在天津开了租界，列强还不断扩展租界，“层楼四起，几成洋场”，“歌楼酒肆，丛错其间”。帝国主义、买办官商在这里办起工业，其中化学工业在全国较早兴起，工商互相促进，天津呈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繁荣景象。开埠以来，英法在紫竹林兴建码头，取代三汊口漕运码头，成为天津港航运中心。天津航运，为其垄断。后来日本因得地利之便商船来津数量超过英法。上述租界各色各样的街道、建筑以及码头等设施，今天作为历史的教材，可供人们参观和反思。解放后，天津回到人民手中，对国外的直接贸易有了重要发展，贸易总值及海关税收均仅次于上海，成为我国三个直辖市之一，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商业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深圳等地突飞猛进，天津也在努力发展自己，力争保持其在全国商埠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