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生平事迹及生活时代

(一)少年时代

孟子出身贫寒，且幼年丧父，住的环境也不太好。从《列女传?母仪》等记载看，他曾与哭丧户、屠宰户等住在一起，并影响了幼年孟子的行为和学习。其母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出发，为了让儿子成才，曾经三迁其居，选择良好的居住环境，并且有“断机教子”之说。尽管这是后人造出来的，不一定是事实，但说明孟子出身下层，其母重视其教育，当是没有问题的。由于严格的家庭教育，孟子终于成了精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春秋》的大儒。

(二)所处时代背景

孟子所处战国中晚期，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即将完成的时期。封建经济已基本确立，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掌权，社会发展趋向统一。经过春秋以来数百年的战争、兼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小百余国家基本上只剩下齐、楚、秦、赵、魏、韩、燕等七雄了。其余小国有几个夹在大国中间，也多沦为大国附庸，于局势已不大起什么作用。这些大国，为了不致被其他强国吃掉，也为了能够统一中国，都励精图治，发展生产，争取人民。因此，此一时期农田水利有很大发展。再是各国都进行改革，推行变法。从战国初起，魏文侯用李悝变法，行“尽地利之教”;又编订《法经》，实行法治，保护私有财产，打击残余奴隶主贵族势力。略早于孟子，吴起先后在魏、楚变法，商鞅在秦国变法，都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诚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

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

变法改革，富国强兵，争取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进步的社会潮流。孟子是顺应这一潮流，主张统一的。但是他不同意各国诸侯和各变法者的办法，即用“法治”和“霸道”互相攻伐、兼并，而是主张用“王道”、“仁政”来征服民心，实现统一。所以他强调“省刑罚，薄税敛”，“制民之产”，“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梁惠王上》)的“王道”政治。其实，“王道”是一种温和的改良，这在当时是不切合实际的。在大国竞雄的形势下，只有用武力才能统一中国。

与政治上大国争雄一样，思想界也展开了激烈斗争。这个斗争虽不是刀兵相见，而是互相论辩，百家争鸣，但是也是互不相让，有你压倒我，我压倒你之势。当时儒家的论敌很多，主要是杨、墨二家。这两家当时势力雄厚，如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尽心下》)由这里既可看出儒、墨、杨的斗争，势如鼎足三分，但是其中也有互相“逃归”，即开始互相融合了。当然，孟子在斗争中以儒家的卫道者自居，有点盛气凌人。他说：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捍卫意)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滕文公下》)

他痛斥杨、墨为异端、邪说，蛊惑人心;甚至骂人，说杨、墨“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有人说他好辩，他则说是“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同上)

当时“百家争鸣”的园地主要在齐鲁，尤其是齐国，处威、宣盛世，“诸侯东面朝齐”的时候，在那里设有稷下学宫，招致天下之贤士，诸子百家的优秀人物，齐集于稷下，互相争鸣。孟子先后居齐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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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鸣中成就了其思想建树大业。

(三)周游列国

孟子以孔子的继承人和护法者自居，一生与孔子的遭遇也大体相似。他才学兼备，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以“王道”为目标。但是怀才不遇，没人任用。成年后即办教育，中年后周游列国，率其弟子，游说诸侯，推行其“王道”主张。孟子先后两次到过齐国，且居住时间很长。当时齐国处于威、宣鼎盛时期，南拒强楚，西破强魏，使诸侯“东面朝齐”。为了招揽天下贤士，齐国自田公午始设稷下学宫，至威、宣时也达到鼎盛。《史记?田完敬仲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盐铁论?论儒》云：“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孟子在稷下受到齐宣王的特别优待。如齐王授田骈“赀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而对孟子则“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出行，常常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齐宣王还命孟子为大夫，一度为卿，其优宠无以复加。但是孟子并不满意。因为孟子到齐国的目的，是劝齐王实行“王道”，任用自己为政。他对宣王抱有极大希望，认为只要宣王任用自己，以齐国之大之强，人民之众，实行王道，统一天下如“反手也”(《公孙丑上》)。因此，他说：“如今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 予日望之!”(《公孙丑下》)但是，齐宣王并不任用他，只给他大夫名义和优厚待遇，而不给以职权。因为齐宣王并没有“王天下”的打算，只想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用“霸道”称霸中原也就足了。有一次二人对话：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闻之也。无以，则王乎?”(《梁惠王上》)

意思是孔子之徒是王道主义者，对霸道是不谈的，桓、文称霸的事没有听说过。你要我讲的话，就讲讲王道吧。孟子说不知道“桓、文之事”是假，故意不说是真。二人观点如此不同，宣王怎么任用他呢? 对这一点孟子也很明白，早作了走的打算：用我，就实行王道;不用我，“则亦已矣”(《公孙丑下》)，一去，也就算了。因此，齐宣王赐他黄金百镒他不受，因为没有给他职权。他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同上)当然，到了他离去的时候，还是犹豫了一番。当他走到齐国边境时，在昼县客舍住了三天，希望宣王改变主张，把他追回，说句挽留他的话。但齐宣王没有追他，也没说挽留他。于是，他决心离开了齐国。

这是孟子最后离开齐国。在其第一次离开齐国以后，第二次去齐之前他曾去过宋国、滕国、鲁国和魏国。尤其是在魏和梁惠王的那段对话，充分体现了孟子的王道主张。二人一见面，梁惠王便发问：“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十分干脆：“王! 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二人观点十分对立。

梁，也就是魏。魏自文侯用李悝变法，国势强大起来，之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至梁惠王时，国力开始衰落。西败于秦，南败于楚，东败于齐。尤其是在齐魏桂陵与马陵之战中，大将庞涓被杀，太子申被擒，大伤元气，不得不东面事齐。但梁惠王好大喜功，不甘心失败，于是招纳文学游说之士，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称霸中原。所以一见孟子，便开门见山，道出了自己“有以利吾国”的意图。但孟子不同意他急功近利，要他行仁义，讲王道，作长远打算。于是便对惠王一口气讲了一大串什么“先义后利”、“与民同乐”、“无夺农时”、行“庠序之教”、“为民父母”、“施仁政、薄税敛”等王道主义的道理，直说得梁惠王心动意移，表示说：“寡人愿安承教”(同上)。但不久，梁惠王死了，孟子的主张也就落空。之后，孟子又去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孟子见梁襄王没有威严，不像个君的样子，不可能实行“王道”，有所作为。因此，梁襄王问：“谁能统一?”孟子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襄王再问：“孰能与之?”孟子说：“天下莫不与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同上)说完便离开了魏国。

孟子还曾去过宋国和鲁国推行王道，但都没有被采纳。鲁平公干脆不见他。因为鲁国从孔子之时，对儒家的王道就不感兴趣，对孟子的一套更有些反感。只有在滕国受到滕文公的青睐。孟子在宋国时，还作为“世子”的滕文公出使楚国，往来途中，便两次去宋国见孟子。孟子给他讲了“性善论”和“尧舜之道”，也就是“王道”。滕文公好仁义，即位之后即礼聘孟子至滕，馆于上宫，屡次问政于孟子。孟子借此充分发挥了他的“王道”学说。但滕是小国，方圆不足五十里，自身难保。滕文公问孟子说：“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又问：“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的回答有二。一是凿池筑城，“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关键是实行仁政，“强为善而已矣。”“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虽国小，也能发展。因此，他又有第二个办法，学周太王。周太王在?时，受到狄人入侵，怎么用珠玉、良马赠送也无济于事，只好退出?地，迁到岐山。因太王“仁人也”，?人“从之者如归市。”(以上均见《梁惠王下》)后来周终于发展起来，由不足五十里而至王天下。这是劝滕文公从长远打算，实行“仁政”、“王道”。但是，用孟子的话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公孙丑下》)，战国时代的滕，已非周太王时代的周;在国家趋向统一，大国争雄，弱肉强食的时代，滕处齐楚两大国之间，靠行仁义，远水难救近火，仍然是行不通的。

孟子四处碰壁之后，晚年回邹，专心从事教育和著述，从而成就了其学术思想的宏伟建树。

(四)孟子的学术思想成就

孟子一生坎坷，但奋斗不息;仕途失意，反而促成了其思想建树。首先，不做官使他有时间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他自己说，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尽心上》)为最大的快乐。的确，其教育成就重大。其弟子闻名者虽不及孔子之多，但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在战国也都是饱学之士，这对齐鲁文化来讲就是一大贡献。其次是，没有官职所守，来去自由，游历各国，广见博闻。尤其是他在齐国稷下的长时期里，上干世主，不治而议论;下与各派名家接触，论辩争鸣，从而从各家吸取营养，使其思想日臻完善成熟。从《孟子》书看，他与墨、法、名、农、阴阳、杨朱等诸家都有论辩，在论辩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尽管争起来势不两立，其实“不打不相识”，争的结果是使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如孟子对墨家骂的最凶，甚至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但墨家逻辑思想中关于类概念，他是吸收了的。至于宋?、尹文的道家思想(有人说宋、尹是墨家)对孟子的影响就更明显了。孟子对儒家的继承发展，是在吸取各家思想和现实社会思潮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创新而完成的。这从其思想体系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