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是宋代文学园苑中与诗、词鼎足的成就卓著的领域。散文从广义上说是与诗相对的文，故也包括骈文在内;从狭义上说则指散语单行的古文。宋文在批判晚唐五代以来骈文浮靡倾向的同时，张扬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创作传统，创立了平易自然、条达疏畅的主体风格，使古文的主导地位终于获得确立，影响至为深远，直绵延至新文化运动中语体文的崛起始得政观。

北宋前期的散文　宋初之文承五代绪馀，以骈文为主体，作家多由五代入宋，如徐铉、陶焚、李?、吴淑、张昭、张泊诸家，为文博雅典丽，辞采与道理并重。延至真宗朝，西昆派将骈文的写作推至繁盛之境。所谓“西昆体”亦包括文在内，李商隐的偶俪亦为此派所宗尚，辞采典雅富丽之外亦重气韵功用。与骈文主流相对峙的则是以宗经尊韩相号召的复古派。此派在宋初以柳开、王禹?为代表，标榜文章的传道、经世之功，反对骈偶，倡导朴实的古文。柳开对宋代古文有开辟之功，但其文质实有馀，文采不足，甚至流为艰涩奇僻。王禹?则趋于简淡明快，为文主“传道而明心”，故抒情有所加强，意趣情韵较柳开为胜，且融化骈语，文辞优美。其后穆修继起倡导古文，致力于广搜详校韩柳文集，并募资刻印，以广流传，对推广古文助益颇大，他为文亦自然晓畅。尹洙与穆修齐名，为文重经世致用，文风简而有法，古雅劲峭。诗人苏舜钦亦投身古文创作，其为古文甚至早于年长的欧阳修，其文议论切直，慷慨沉雄。这一派的理论探索及创作实践为其后的古文复盛奠定了基础。

古文革新及其分化　北宋中期，与政治上的改革相呼应，在文学领域中兴起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文的方面则沿复古派开辟的途径继续推进，形成以欧、苏古文为主力军的文质彬彬的盛况。欧阳修主盟文坛，范仲淹、石介、孙复、李觏等声气相应，复有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等继起于后，古文派声势大振。但此派内部实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分歧的产生。以石介为首的道学家强调儒家道统，文为道用，竭力攻击杨亿及西昆体，言过其实;同时凭借其在国子学中的教席地位倡导怪异僻涩的“太学体”，士子风从，造成了不良影响。欧阳修与石介虽私交笃挚，但对此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在确认文从于道的前提下，充分肯定文的重要作用，从而纠正了重道轻文的片面倾向。欧阳修利用嘉钓二年(1057)主贡举之机，斥落了以“太学体”应试的举子，扭转了流行文风。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都在此科登进士第，堪称一时之选。苏轼尤为卓越，欧阳修视为衣?传人。在欧苏派的推动下，宋文进一步向平易自然之途发展。他们纠正了对西昆派及骈体文的偏激态度，融骈文辞藻声韵之美于古文写作，使古文更具艺术性与审美性，从而确立了古文在文苑中的主导地位。

北宋中期以后，古文派阵营逐渐分化出不同的写作途径与重心，如程颢分为“文士”、“讲师”与“儒”，程颐分为“文章之学”、“训诂之学”与“儒者之学”，也有人概括为“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宋陈善《扪虱新话》)，而代表宋代散文文学成就的当属“文士”一派，但其间也非绝然壁垒分明，如苏轼显为文士之范式，但论政说理亦卓荦不凡;王安石主经世实用之文，但记事抒情之文也精妙可诵;周敦颐为儒者性理之文，但《爱莲说》之类也脍炙人口。用现代学术范畴加以梳理，宋文实可区分为文学(即“文士”、“文章之学”)与非文学两大类，非文学类中有论政和论道的分野，而论道之中理学家们又将传统的章句解经之文归为“训诂”、“讲师”，认为唯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儒者之学”。

南渡前后的散文　北宋末至南宋初，宋文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骈体的美文传统虽退出了主流领域，但仍不绝如缕，至徽宗朝又趋兴盛。骈文多用于章奏诏诰，故其大家多属翰林文臣。骈文经欧苏等的改造熔裁，注入了古文的气势，文采属对之间又参以散句，整炼中融入浩荡流畅，适于议论。南渡前后的大家有汪藻、孙觌、洪适、綦崇礼、周必大等，尤以汪藻成就卓著。此外如李清照之词采博雅，陆游之雄放排?，杨万里之清新疏畅，都能卓然名家。

南渡之际至南宋前期也是政论文大放异采之时。志士仁人以文章表达抗金御侮之志、北伐复国之策，其情忠义愤激，其文慷慨切直，以气盛言正为特色。代表作家有宗泽、李纲、陈东、胡铨、岳飞等。

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与说理文　南宋中叶，文臣士子多关注和战问题，文章以探讨恢复大计居多，这类作家可以视为事功派，陈亮与辛弃疾为此派的核心人物。陈亮论兵议政，兼有兵家及纵横家气概。辛弃疾著《美芹十论》、《九议》等策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进取方略，见解精辟而文笔酣畅。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周必大等也是此派中坚。以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在张扬事功上与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声气相通。叶适作为永嘉派之集大成者，其文亦被推为南宋一代大家。叶适之文富开拓精神，构思独到而变化多姿，文势宏畅辩博。其政论指陈治国文略，揭发时政弊端，议论剀切犀利。碑志之文一反冗长旧习，每以峻洁见胜。

理学发端于北宋，却盛于南宋。南宋中期随着南北对峙的形成，士人在偏安中有了论道谈理的条件，于是谈兵论政的雄文逐渐为性理之文所取代。尽管理学家们重道轻文，甚至抹煞文之价值，事实上他们仍是视文章为价值体现的作手乃至大师，朱熹、吕祖谦、张?即为代表。朱熹实为文章圣手，论道之文，覃思精微，议政之文，详明条贯，此外记、序等各体散文状物叙事、抒情言理自有境界意趣。吕祖谦则以议论宏博见长，其《东莱左氏博议》流传颇广，条分缕析，颇多精义。其后，部分作家融合理学家与文章家两派之长，以欧苏之文发程张之理，形成了理学家中的辞章派。此派以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等为代表，为文华实相辅，理事兼重，长于论政，尤精奏疏。他们的理论与创作体现了文理相融的趋势，开出了宋文的新天地。

宋季的爱国主义散文　南宋后期的文风渐趋颓靡，曾受到论者的苛责，但至宋亡前后，在爱国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宋文又放出了最后的光彩。文天祥、谢枋得、刘辰翁、郑思肖、林景熙、邓牧、谢翱等爱国志士，或投身抗元救亡，或坚守民族气节，其志节事业都如实记录在篇章之中，慷慨悲壮，沉雄苍凉，足存一代痛史。文天祥在百折不挠、出生入死中写成的雄文，若《指南录后序》、《正气歌序》之类，忠义胆略惊天地，泣鬼神。谢枋得以死明志，拒不仕元，其浩然正气、一腔孤愤尽在《叠山集》诸文中。再如，郑思肖之《心史》寄托孤忠，邓牧之《伯牙琴》寓意遥深，谢翱之《登西台恸哭记》泣血哭祭，无不为宋文添上了最后的亮色。

宋代散文的成就　宋文较之唐文开拓更宽，堂庑更大，无论在题材与体裁方面都有开辟创新。其一是记、序类的文章有了长足发展，不仅数量大增，而且笔法创新，在记事状物之外更重哲理的发挥与心性的表现，带上了更浓的表意色彩。其二是文赋的脱颖而出。“文赋”乃文与赋融合之体，它一方面袭用古赋的体裁特点，如主客问答、铺陈排比等，一方面又吸纳散文笔法，如以虚字转折，长短句错落，形成文势之跌宕，增强抒情、说理成分。这种新型文体既有传统赋辞藻声律之美，又具文艺散文的功能，故问世之后，踵事者众，佳作叠见。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苏辙的《黄楼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其三是随笔类作品的涌现。这种文体滥觞于魏晋而大盛于两宋，作者乘兴而记，随感而发，其形式自由灵活，语言往往质实简洁、隽永有味，内容博杂无绪，无所不记，所记多为作者亲历或见闻之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正史之不见。南宋的笔记写作风气更盛，作品更多，且有卷帙浩大、内容专门化的倾向。如洪迈的《容斋随笔》5集74卷，涉及文史哲等多个方面;王明清的《挥麈录》、岳珂的《?史》等以记述朝政为特色;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王国观的《学林》则以学术考辩著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又专记都市生活与民情风俗。可谓各擅胜场，异彩纷呈。

对宋文的整理研究在宋代即已着手进行。今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由北宋人编选的文集是不著编者姓名的《宋文选》，又名《圣宋文选》，32卷，收14家文共380馀篇，约编刻于北宋末年。宋代最大的诗文总集是吕祖谦奉敕编纂的《皇朝文鉴》150卷，明代商辂作序时更名为《宋文鉴》，作者200余人，其中收赋80余篇，文 1，400余篇。清代庄仲方编选《南宋文范》以继踵《宋文鉴》，共70卷，其中收赋40余篇，文 1，100余篇，作者300余人。宋人所编规模最大的文章总集为《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110卷，南宋魏齐贤、叶?编。南宋扈仲荣等编的《成都文类》与郑虎臣编的《吴都文粹》为富有地方特色的总集。由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辑的《全宋文》已由巴蜀书社出至第五十册，并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在2006年出齐，是迄今为止宋文最完备的总集。